巴尔扎克以他精湛的艺术技巧为他的读者铺展开一幅幅详实且完备的精美画卷，令所有轻轻翻阅的人都能如身临其境般体会那个特殊时代的风俗人情，这位娴熟的“书记员”拥有一种将白纸黑字转化成鲜活图画的能力，名为“人物再现法”与“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的两个工具使那些让人们叹为观止的一切变为可能，而《高老头》即是他手下绘卷中这些作品中成就较高的一幅。

小说虽然题为《高老头》，但题目和主人公之间实际上具有一个错位关系，小说的主人公无可非议地指向拉斯蒂涅，而高老头顶多算是这位“有为青年”身边的一个配角，问题由此而生：既然如上所述，那么高老头这个形象对于整部小说而言又有何意义？笔者希望通过这篇小小的文章，对高里奥这一人物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作者所意欲反映的那个时代的一些较为深入的看法。

一、高里奥的悲剧性

简单说来，高里奥的悲剧正如鲍塞昂夫人所言“这个父亲把什么都给了。二十年间他给了他的心血，他的慈爱；又在一天之间给了他的财产。”[1]69 然而做出这一切的高老头最终却被两个女儿狠心地抛弃。（“柠檬榨干了，那些女儿把剩下的皮扔在街上。”）[1]69 在笔者看来，这其实可以细化为以下两点：一是普通人沦为资本主义冷漠社会及拜金主义风潮的牺牲品，二是家庭教育失败后形成的反噬及其最后造成的晚景苍凉。而这两点分别指向了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

从表面上看，高老头的悲剧的直接导火索是由他的两个女儿共同点燃的，她们立足于高老头对她们的情感需求，为了自己的利欲对已然贫苦不堪的父亲进行了“最终剥削”：首先，两个女儿在父亲面前倾诉并抱怨她们的“不幸”遭遇，这已经给老人带来了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刺激；其次，抱怨之后对老人赖以维系自己生活的最后一笔财产的索取才显露出她们的用心所在，而正因如此，为了给自己的女儿们筹集财物所产生的奔波焦虑使得高里奥本已严重的病情再次加剧。经过两次折腾，高老头已经奄奄一息，然而在他弥留之际，他刚刚帮助过的两个“孩子”却无一人前来照看她们的父亲，而其原因不过是为了参加一场可有可无的宴会。为了孩子付出了一生的高里奥临终前想要见到孩子们的这唯一心愿不能够实现，面对残酷的现实（即“爱了一辈子的女儿，到头来反给女儿遗弃！”），他终于承认自己所爱护的孩子们其实根本视他为无物，那声嘶力竭的呼喊“我上了当！她们不爱我，从来没有爱过我！”“我的悲伤，我的痛苦，我的需要，她们从来没体会到一星半点，连我的死也没有想到；我的爱，我的温情，她们完全不了解。是的，她们把我糟蹋惯了，在她们眼里我所有的牺牲都一文不值。”[1]238 她们所在乎的只是他手中的金钱。在这里，我们或可认为高里奥的死亡是由他所深爱着的女儿们一手造成的，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当时社会拜金主义风气的盛行，对于两个女儿而言，相较于父亲无时无刻不挂念着自己的孩子，她们只有在陷于拮据和贫苦的时候才会想起自己的父亲。与其说她们需要的是父亲，不如说她们真正在乎的是父亲的金钱。通过这样的刻画，巴尔扎克不仅仅写出了高里奥一人的苦难，而且指出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法律跟道德对有钱的人全无效力，财产才是金科玉律。”[1]72

如果说黑暗的社会现实为高里奥的悲剧提供了普遍性基础，那么高里奥对两个女儿近乎病态的情感则构成了他悲剧结局的个人层面的因素。通过小说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之所以高里奥疼爱女儿的感情在心中发展到荒谬的程度，是由于他妻子的早早亡逝，而“死神夺去了他所爱的对象，他的爱就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女孩成为他缝合自身“伤口”的唯一寄托，正是由于这样极不正常的情感使得两个孩子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深刻的影响：高里奥对女儿的溺爱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弥补自己内心的情感空缺，这种行为在表面打着“爱”的旗号，但实质上却是极度自私的表现，而这样行事所带来的则是孩子的颐指气使和自私自利，父亲的病态心理影响了两个女儿，使她们也形成了某种心理缺陷（即想要的必须要得到，对可望不可及事物的追求），与此同时，她们也把握住父亲的这种态度，将他变成自己的“许愿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爱”最终成为毁掉高里奥的工具。由此观之，从人物自身的角度出发，造成高里奥人生悲剧的另一个核心原因是他的“错爱”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合理的教育方式。

经由对普遍性与特殊性两个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拜金风气同亲子关系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缠绕关系，正如程代熙先生所言：“父与子的矛盾虽然是在家庭范围里展开的，但家庭不过是社会的一个细胞。所以，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父与子的矛盾就反映出了斑驳复杂的社会生活。”[5]拜金与奢靡的风气同两代亲人之间的关系一同贯穿于整部小说之中：拉斯蒂涅刚到巴黎就醉心于上流社会的金钱迷梦，而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不惜盘剥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奢侈的欲望象魔鬼般咬着他的心，攫取财富的狂热煽动他的头脑，黄金的饥渴使他喉干舌燥。”[1]60）安娜斯大齐和但斐娜为了自己的名誉和奢华生活而百费心机地压榨已然毫无收入来源的高里奥。作者透过这些家庭的描写为我们展现出整个社会陷入“追名逐利”的思维观念之中的景象，正是在这样的整体氛围中，社会中的人已经异化为追逐金钱名利的行尸走兽，为了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们不惜杀人越货，倘若一件事情无利可图，那么去做这件事的人将被他人所唾弃。高老头生前曾拥有巨额财富，然而当他将自己的一切都分给了两个女儿，她们对他的“爱”也就随之消散了，因为再“爱”自己的父亲也毫无利益可得，并且年迈与上不了台面使他成为她们的累赘，在这样的情况下高老头的结局实际上早已被注定，当他在死前悔恨自己过早将财产交给了女儿时我们才知道他其实一直在用某种方式暗示自己，而这样的做法不过是为了能够麻痹自身，让自己更好过一些，在这样的现实下，他的悲剧结局才显得这样震撼人心。

二、悲剧背后

在笔者看来，作者通过书写高老头的悲剧实际上是为了展现整个社会的现实状况，这同他构建“社会风俗史”的目的相吻合，而为了达到他的想法，“人物再现法”和“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成为两个他所采用的方式，这里即是如此：高老头的悲剧本身只是一个引子，它的作用在于推动主人公拉斯蒂涅的形象转变并与这一转变共同构成对社会批判的出发点。

作为小说的真正主人公，拉斯蒂涅在整部小说的情节中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过程，他从一个来自南方乡下的法学生涉足巴黎上流社交圈，并逐渐成为其中的“当红新人”，在这一过程中他先后受到鲍塞昂夫人、伏脱冷和高老头的三堂“社会教育课”的洗礼：“鲍赛昂夫人的失意与隐退，使拉斯蒂涅看到了金钱的威力，也看到了爱情、友谊的虚伪。一切都是虚情假意，只有金钱才是真实的、无敌的。”[2]5“伏脱冷给拉斯蒂涅撕开了法律和道德的帷幕，让他看到法律和道德对有钱人全无效力，惟有财产才是金科玉律。”[2]6而高老头的悲剧则最为深刻，它显示出亲情这一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在“金钱至上”观念的影响下被生生撕裂的过程。三堂课在各个层面打破了他曾经天真的幻想，面对眼前这个将金钱与名誉尊捧上神坛的社会，他最终无法抵御整体的洪流而选择沉入其中。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强调自己所写的是一种“风俗史”，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需要“编制恶习与美德的清单，搜集激情的主要表现，刻画性格，选取社会上的重要事件，就若干同质的性格特征博采约取，从中糅合出一些典型。”[3]8此外，他还强调在严谨再现社会事实的同时，“研究一下产生这类社会效果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把握住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的内在意义”，并且“在努力寻找（且不提‘找到’)这种原因、这种社会动力之后，还应当思索一下自然法则，推敲一下各类社会对永恒的准则、对真和美有哪些背离，又有哪些接近的地方。”最后，“为达到完整起见，（作品）还是应当有一个结论。”因为“这样描绘出来的社会，自身就应当包含着它运动的原因。”[3]8-9 这样的文学创作观念使得他的小说具有一种思想上的深度，《高老头》中这样的深度则显现在对社会的批判上，可以说他所塑造的人物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思想性和指向性：拉斯蒂涅的转变展露出人性中对于权欲根深蒂固的渴望，高里奥的死亡则蕴蓄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尖锐弊端的痛斥，一个是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年，另一个是行将就木的衰翁，然而他们的结局却都给读者一种晦暗感，恩格斯曾评论道：“他（巴尔扎克）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4]226-227 纵使笔者并不完全认同他的观点，但是确实可以说巴尔扎克用他的笔为我们提供了那个时代的一部巴黎“上流社会”一步步走向衰亡的现实主义历史，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则是出于对这样的世俗社会的强烈不满，这不仅仅体现在他对人物的刻画和对主题的择取上，除此之外，在他行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就能够读出他空前辛辣尖刻的嘲笑与讽刺意味，而正是这种看似无意的笔调使得小说本身不再局限于“风俗史”的定位，从而在构成小说鲜明文学性与独特性的同时也赋以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

【按：想起与他分手时自己找老丁倾诉，到最后却还是不明就里指责了她的“变”，将她目为拉斯蒂涅一类。现在才发觉自己不过是自命清高状态下的无法体贴。想来又有何资格指摘他人，自己又是否真能如己所言不被染缸侵蚀变色呢？现在重读，真觉得原来高调说得太多，也显露着一贯的不懂装懂。前些日子读《城堡》，卡夫卡写道：“可是，难道你已把你过去的全部生活忘得一干二净（当然老板娘除外，她是不会让你忘记的），不再记得一个人，特别是出身微贱的人，必须如何奋发向上？必须怎样利用一切有一线希望的机会？”突然想到拉斯蒂涅，随手写下：“如果拉斯蒂涅所能做的是他唯一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的方式，那么我们还应该继续指责他吗？我们所做的难道不也跟拉斯蒂涅一样吗？攫取住所有可能晋升的道途，甚至可能做得更多更令人不齿。我原本以为自己不同，其实不过是另一个自己尚未意识到自己是拉斯蒂涅的拉斯蒂涅罢了。”隔了很久都没能继续将《城堡》读下去。卡夫卡对各种情况不厌其烦的分析说明令阅读变得愈发迟缓，造成一种人为的阻碍。这些日子奔波于面试，间或跟朋友聊天，才多少看清自己确实并不具备指摘他人选择的资格。我想这是当时那位年长于我的人觉得难以继续与我沟通下去的原因，也是朋友说我情绪激动以至于有些咄咄逼人的原因。我总以为自己能够理解他人，也一直在试着这么做，不过可能到头来不过还是陷在自己的局限之中“曲解”着我所见到的他人。只是“读人”与读书不能画等号，对作品的理解自圆其说即可，对人却无法如此。或许没有，但也可能已经让与我交谈的对方感受到了来自我的误解，对于这件事我会觉得有些歉疚。不过我想这并不意味着我行将放弃自己所坚执的，我感到难过只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在面对文字时仍旧无力，仍旧难以用它及时表达清楚自己当时的真实想法，或许我不该再将之归为言意之辨的结果，而正视一下自己迟缓的神经和慢半拍的反应。已经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选择了高老头而不是拉斯蒂涅，如果是现在的我应该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吧。】

参考文献：

【1】（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高老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2】艾珉，《前言》，选自（法）巴尔扎克著，张冠尧译，《高老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3】（法）巴尔扎克著，丁世中、郑永慧、袁树仁译，《人间喜剧》（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4】（德）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恩列斯文艺论著选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程代熙：《<高老头>的主体思想——漫话<高老头>之三》，《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