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家之殇”与《四世同堂》的死亡叙事

摘要：

死亡叙事在《四世同堂》中多次出现且富有特殊意义，与小说结构与主题存在关联。“钱家之殇”作为《惶惑》的重点情节单元，其中的三场死亡与一场暴行值得关注。仲石之死揭示了抗战伊始胡同居民的心理状况也暗含老舍对反抗侵略势力方式的选择和判断，成为唤醒胡同民众民族国家观念的第一声警钟。钱先生作为情节单元的“贯索”串联起钱家的三场死亡，发生在钱家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胡同居民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和看法。钱太太与孟石之死具有典型性，反映了《四世同堂》死亡叙事的主要特点。

关键词： 死亡叙事《四世同堂》抗战文学钱默吟

老舍于四十年代中后期着手创作的《四世同堂》在他一生的创作历程中有着无可撼动的集大成地位，即便是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共三十年的历程中审视，它也无疑是一部分量厚重的史诗性巨著。在这部小说中，老舍不仅刻画了社会底层的车夫、巡警这类在他以往作品中作为主角出现过的形象，而且含纳了艺人、商贩、教师等其它社会上有着各种身份的人物，正是由于形象众多且种类丰富才使得小说更具史诗性。如果关注老舍在小说中的人物书写状况，则不难发现老舍展现出来一种极富深意的设置——即小说中的诸多人物均与死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考查这些死亡叙事在小说中的位置，又可看出它们与小说的整体进程是互相缠绕的。

弗洛伊德说过从文学和戏剧中，我们会见到那些知道该怎么去死的人，也会见到那些能够杀死他人的人。在老舍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人物的生，也看到了人物的死，而在这种人物生死的处理背后暗含着的是老舍对人的存在和价值意义的思考[1]。本文即基于这样一种判断，试图通过梳理《四世同堂》中发生在钱家的三场死亡和一次暴行并将这种死亡叙事还原到具体的文本情境之中，以此来窥探它们与小说结构和主题之间所存在的关联。

一、不在场的“英雄之死”——论仲石之死

要进行上述分析，首先需要完成的是对特定情节的梳理和分析。考查小说中最终死亡的角色以及死亡发生的位置，笔者认为，老舍自觉地将最终逝去的角色安置在数个情节单元之中，他们往往集中的出现，这种现象可被称之为“死亡序列”。在《四世同堂》中，共出现了八个“死亡序列”，它们分别是钱家三口之死，小崔之死与瑞宣被捕，祁天佑、常二爷之死，小文夫妇与桐芳之死，大赤包之死，冠晓荷、瑞丰之死，蓝东阳、菊子、招弟之死以及最后的小妞子之死。这八个“死亡序列”贯穿了整部作品的始末，并且被安插在人为划分好的三部书的不同位置，因而显示出十分刻意的人为建构性。而这里笔者要详细讨论的钱家三口之死则是整本书的第一组也是极富代表性的一组死亡书写。

钱家三口之死是第一部《惶惑》中唯一的“死亡序列”，在这情节单元中，死去的人物均为钱家人，并且集中在第十一章至第二十章。

这部分内容被放置在北平沦陷后，全面抗战拉开帷幕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引发这一连串事件的人物钱仲石作为整个情节单元的“先声”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之中。一个有趣的处理是，钱仲石自始至终并没有直接出现在读者面前，他是以他人（包括叙事者）追述的形式存在于文本之中的，这样一个被建构起来的形象有着英俊的外貌，率性活泼的性格、干净利落的处事方式，并且一心扑在他所喜好的机械修理事业上，甚至“心里几乎没想过女人”。不难看出，钱仲石这个人物身上很明显地带有作者的偏好和喜爱，而他后来做出的事情也符合了这种无产阶级工人的身份和形象。

小说第五章，从钱先生的口中我们得知仲石曾经回到了家中向父亲告别，他准备加入到反抗侵略的斗争之中。自此，钱仲石的形象就一转成为了整部小说中最早出现的反抗者，而那时北平才刚刚陷落。随着时间的推移，到第十一章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而“一个青年汽车夫，在南口附近，把一部卡车开到山涧里去，青年和车上的三十多名日本兵，都摔成了肉酱”这样一个消息在这时的胡同里传播开来。此前人们心中“苦闷的雾气”和“摇头与羞愧”在这时被一扫而光，“上海的炮声把久压在北平人的头上的黑云给掀开了！”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尽管小羊圈胡同里的人们尚不能确定这个勇敢的青年是谁，但却都认定了他就是钱仲石，因为“他年轻，他在京北开车，他老不回家……这些事实都给他们的猜测以有力的佐证，一定是他！”瑞宣得知此事后的表现具有代表性，他认定仲石是英雄，并相信它是真的，并由此想到“北平人并不尽像他自己那么因循苟安，而是也有英雄”。

与这样一条消息同时发生的是钱先生恰好救下了王排长并且很热心地谋划如何助他脱险的事宜，这两处看似巧合的情节实际上是作者有意为之，钱先生对儿子罹难的坚定态度还有对王排长的敬佩之情都体现出他身上极强的民族国家意识，而正是这样一种意识的呈现为后面的情节设下了伏笔。同时，钱仲石被塑造为“英雄”也是对瑞全出走的一种“激励”，尽管小说并没有描写瑞全是如何看待仲石的牺牲的，但二者无疑是同道中人。而作者此时安排出场的王排长也就因而具有“纽带”意味，他连接起此前一直有着出走意向但尚未出走的瑞全和已经因反抗实践而离世的仲石。与此同时，王排长似乎还可视为是“有组织的抗战”的代表者。就文本显示出的内容而言，无论是从出走行为还是牺牲的方式上看，仲石的举动更多地可以被认定为是个体抗战行为；而王排长本身是则是有组织的群体抗战者（小说中写到他“没能退出去”，“怕连累人”）。作者安排瑞全随他而去或许蕴含着老舍对有组织的群体抗战的认同。这种特点在整部小说的末尾瑞全归来后与钱先生等人的集体行动以及钱先生反抗举动的先后变化和这种变化所取得的成绩（在初期只是不断教条式的试图说服他人，后来则通桐芳、高第等人一起）中也有所体现。因而，在这里，仲石的死亡也就带有一种对抗争方式的取舍判断的意味。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小羊圈胡同的居民将青年司机和仲石对等起来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带有类似“偶像崇拜”的特点。拉康的“镜像阶段”概念认为“幻想是人类拥有的一种与困难情境协商的方式。当欲望被禁止，而对完全满足的渴望却仍然存在时，断裂产生了。幻想就在这个断裂上搭起了一座桥梁。幻想让我们能够缩小我们需要的或想要的东西，与我们能得到的东西之间的距离”[2]。小羊圈胡同的居民之所以看似盲目地直接将仲石与抗日英雄对等起来，其背后显示出的正是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极度反感和意欲反抗的潜在心理，但这种心理正如老舍在小说中一再指出的那样，深深地为传统顺民意识和“生活的苟且”所裹挟以至于这些人物从未采取实际的行动。当心中想做的事情通过一个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人完成并取得了自己所期待的结果之后，这样一种由“代行”生发出的欲望满足感便得到承认，因而他们会下意识地认定这没来由的消息中的青年司机正是仲石。这里的轻率认定几乎发生在小羊圈胡同中的所有人物身上，而正是这种现实体现出了这些人物在仲石死前所带有的心态：极端厌恶日本侵略者，为北平陷落而感到郁闷、耻辱和羞愧。但即便如此，这种态度仍旧处在朦胧的、未曾触及实际的状态之下。在他们那里，能够达成“驱逐侵略者”这种现实自然是最好的，但倘若无法完成，他们还是可以以一种消极悲观的心态去忍受这一切。说到底，由于“距离”遥远，他们无法真切地感受到侵略已经开始了：“全胡同里的人，在北平沦陷的时候，都感到惶惑与苦闷，及至听到上海作战的消息，又都感到兴奋与欣悦。到现在为止，他们始终没有看见敌人是什么样的面貌，也想不出到底他们自己要受什么样的苦处。”仅仅是“消息”是没办法赋予他们实感的。

由此，作为不在场的“英雄”的仲石之死被老舍赋予了两重意味，一方面揭示出沦陷伊始小羊圈胡同中人们的心态状况，另一方面暗含了老舍对反抗侵略势力方式的选择和判断。更重要的是，他同时成为拉开“钱家之殇”这样一个情节单元的“序幕”的主要推手，并构成了整个死亡序列中诸多事件的表层原因——即反抗处于统治地位的日本侵略者。在这个意义上，仲石之死揭示出日本侵略势力的罪恶和可怖，并且成为唤醒小羊圈胡同民众民族国家观念的第一声警钟。

二、情节的另类“贯索”——论钱先生被捕

然而一切都在迅速的变动之中，“青年汽车夫是仲石”这样一种心理暗示伴随着日军的到来得到了确证，钱先生被冠晓荷引来的“兽兵”抓走了。在这里，叙事者以极强的道德判断意识赋予日本军人“兽兵”的称号，而这些军人的行为也促成了被安插在他们身上的“能指”和“所指”的统一：一上来，“两个兽兵像迎战似的，要往前冲”，继而就是“手掌打在钱先生的手腕上，一翻，给老诗人一个反嘴巴”，以至于打出了鲜血；这还不算完，对待钱太太，他们则是将她“从屋里推了出来，几乎跌倒”，然后到屋里乱抢乱搜。这里对日本兵“兽行”的描写与钱先生不屈且坚决的反抗之间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是毫无理由的粗暴举动，另一方则是为维护尊严毫不相让的顶撞，在这种对比下更加突出了钱先生民族气节。“兽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青年汽车夫与仲石之间的关系，如果仅从事件发展的本身情况上看，仲石之死成为一切事件的导火索，即便没有冠晓荷的告密，身处日本侵略势力统治下，任何反抗者及其亲属终归逃脱不了这样一种“暴行”，钱先生及其家人的悲剧只会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作者设置钱先生被关押入狱这样一处情节的意图。将钱先生的遭遇放置在整个“钱家之殇”情节单元中，就不难发现他所起到的是一种另类的“贯索”的作用。

“贯索”一词本指星宿名，而《儒林外史》有“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之论，用以隐喻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拘禁束缚。在古代典籍中，“贯索”亦有牢束之意，例如《后汉书》有“贯索，贵人之牢”。此外，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评第十六回《花和尚单打二龙山青面兽双夺宝珠寺》则以“贯索”为小说叙事重要手法之一，他指出“鲁杨之合也，则锁之以林冲也，曹正其贯索者也。”[3]笔者在此之所以称钱先生为“另类贯索”，主要原因在于金圣叹所谓“贯索奴”所指对象多为小说中的次要人物，他们在情节叙事层面的作用在于联络前后两个主要人物。而这里的钱先生则不然，将整个情节单元中所涉及到的钱家五口人放置在第一部《惶惑》之中看，钱先生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角色，而无论是真正死去的仲石、孟石还是钱太太都只是作为次要角色出现的。但即便有着这方面的差异，作为小说中诗礼之家主要代表的钱家人成为最早罹难的家庭却也同“贯索”中“贵人之牢”、“文人之厄”的寓意相通。

回到文本，钱先生作为“贯索”所串连起来的正是三场死亡，一方面，他成为日本人报复仲石行为的直接承担者，另一方面他的被捕又直接导致了钱孟石的离世并深深地影响了钱太太的心理状态。孟石本身就孱弱多病，又接连受到“父亲被捕，弟弟殉难”的打击，“病上加气”，“三天没吃一口东西，没说一句话”，最终在家里死去，而由于孟石“在趣味上颇有父风”，他的死亡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是钱先生的另一种可能的结局。在钱太太那里，曾经“终年不迈出门坎”的“一个比蝴蝶还温柔，比羊羔还可怜的年近五十的矮妇人”为了打听丈夫的下落找遍了九城，为了维系劫后尚存的家庭克服了心里的害羞，宁肯去当铺也不愿平白受他人的施舍。可以说，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让那个极贴心的矮妇人变为了一个刚强坚韧的女主人，即便是家庭已经身陷囹圄，她也还“像在浓云后努力透出的一点阳光”那样在外人面前挤出来些微笑，不愿令街坊邻居们为自己家里太过担心。

如果说上述内容仅仅是钱先生被捕给钱家人带来的直接影响的话，那么之后突然发生的钱太太之死以及钱少奶奶的转变是在他的间接影响下发生的。钱太太选择撞死在儿子的棺木上是因为连续的变故带来的巨大心理负担，在孟石离世后，“钱太太的太阳穴与腮全陷进去多么深，以致鼻子和颧骨都显着特别的坚硬，有棱有角。”并且“在她的陷进很深的眼珠里，有那么一点光。这点光像最温柔的女猫怕淘气的小孩动她的未睁开眼的小猫那么厉害，像带着鸡雏的母鸡感觉到天上来了老鹰那么勇敢，像一个被捉住的麻雀要用它的小嘴咬断了笼子棍儿那么坚决。”在此时，她已经坚定了自己自杀的信念，然而她最终付诸实践的这种表面上的自杀实际却是侵略者惨无人道暴行带来的“谋杀”。“老舍说过人到死的时候就该去死了，不贪恋生也不苟活于世。”[4]在这样一种生死观念下，老舍书写的自杀者往往带有一种浓厚的无力感，“他们无法控制命运所带来的一切不幸，于是他们在想要死亡的时候，支配自己的死亡，选择了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5]正如吴小美所言，老舍摒弃的是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命态度，像“老舍这样的文化精英在不能选择‘生’时，是要选择‘死’的”[6]。从这个角度看，钱太太的死亡就不能仅仅被泛泛地视为无足轻重的，她正是《四世同堂》中第一位自杀者，在这里，她与第二部《偷生》中被老舍浓墨重彩描写的且赋予了极强的抒情色彩的祁天佑之死有着呼应和对照的意义。

作者创作的高超之处在于，看似缺席了孟石、钱太太之死的钱先生实际上不仅成为造成这两场死亡的引发者，而且他在远离死亡现场的监狱之中与家人相类似地，同时承受着“煎熬”，这构成了不同家庭成员共同罹难的现实，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让缺席者获得了近似在场式的切身体会。钱先生在整个死亡书写的末端再次出现，这样一个看似“巧合”的安排不仅赋予他整场家庭灾难的间接触发者（直接触发者是仲石）身份，而且让他成为总结者。当孟石的葬事终结之后，钱先生苟延残喘地回到了他的小院之中，然而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了，离开前和睦美满的家庭在归来时却已是妻离子散，并且他本人的精神和身体也都饱受摧残。通过这样一种巨大的变动和对比，作者赋予了“贯索者”钱先生冲出原本身份的动力和契机，如果说钱先生自始至终都是清醒的且具有民族国家观念的人物的话，那么“钱家之殇”则让他从旁观的清醒者转变为投身具体实际的反抗的革命者，这样一种转变在整部《四世同堂》中是极为发人深省的也是最独特的，因而他同瑞全、刘棚匠、王排长等投身抗战事业的人拉开了距离，由于亲身经历过，他对于整个国家沦陷的意义是理解得最为深透的，这也成为他此后对反抗如此坚定的根本原因。而由他作为起始而上演的钱家的悲剧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让整个小羊圈胡同居民震惊且警醒的重要事件。“全胡同里的人，在北平沦陷的时候，都感到惶惑与苦闷，及至听到上海作战的消息，又都感到兴奋与欣悦。到现在为止，他们始终没有看见敌人是什么样的面貌，也想不出到底他们自己要受什么样的苦处。今天，他们才嗅到了血腥，看见了随时可以加在他们身上的损害。”发生在钱家的事让人们知道了敌人的厉害，知道了“小日本儿们不仅是来占领一座城，而是来要大家的命！” 知道了“死亡，在亡国的时候，是最容易碰到的事”，“生活在丧失了主权的土地上，死是他们的近邻！”连最具权威见识最广的祁老人在这一系列暴风骤雨般的事件面前也开始怀疑起自己的智慧与经验，面对被折磨得变了样的老朋友，他终于觉出自己曾经不相信他人所说的“谣传”是真实的，因为“那张脸便是残暴的活广播”。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发生在钱家的三场死亡和一场捕捉是如何改变了整个小羊圈胡同居民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和看法的，可以看出钱先生这个重要的人物在整个情节单元中是如何起到“贯索”的作用的，亦可以窥探到老舍对于死亡的些许观念。然而，老舍赋予“钱家之殇”的不仅仅是这些内容，尤其是通过孟石和钱太太之死我们更可以看到《四世同堂》死亡叙事中的某些特点，以及这些叙事所起到的作用。

三、死亡叙事的特点——从孟石、钱太太之死说去

学界现有的对老舍死亡叙事特点的看法包括“基于艺术审丑价值”建构起的死亡意境营造，死亡叙事中视角之间的不断流变和转换，频繁再现的死亡意象以及最后的富于极为浓郁的感伤色彩的叙事特点共四个方面，而这四个层面的特点在孟石和钱太太之死的叙事之中都得到了展现。

首先从“审丑死亡意境”角度进入这一段文本。颜翔林在《死亡美学》中提到作品中死亡意境价值不是纯粹的美感，因为死亡表现的是生命的中断，死亡意境属于艺术丑的范畴。老舍的死亡书写中不可忽视的一点即是对死亡状态的描摹。孟石死的时候身上“还穿着平时的一身旧夹裤褂，老老实实的躺在床上，和睡熟了的样子没有多大区别。”作家着力突出他的瘦和苍白：“他的脸瘦得剩了一条。在这瘦脸上，没有苦痛，没有表情，甚至没有了病容，就那么不言不语的，闭着眼安睡。”瑞宣过去拉起他的是“瘦，长，苍白的手”。这样一种描述虽然简洁但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同样的，在描写昏迷不醒的钱先生时，他原本的“胖脸上已没有了肉，而只剩了一些松的，无倚无靠的黑皮。长的头发，都粘合到一块儿，像用胶贴在头上的，上面带着泥块与草棍儿。在太阳穴一带，皮已被烫焦，斑斑块块的，像拔过些‘火罐子’似的。他闭着眼，而张着口，口中已没有了牙。身上还是那一身单裤褂，已经因颜色太多而辨不清颜色，有的地方撕破，有的地方牢牢的粘在身上，有的地方很硬，像血或什么粘东西凝结在上面似的。赤着脚，满脚是污泥，肿得像两只刚出泥塘的小猪。”这样一种直接清晰但又不失观察力的描写无疑切实地凸显出钱先生所受到的种种严刑，从而完善了他受难者的形象，让读者和小说中的人们一样感到深深的惊异、怜悯以及“拧绞着他们的心”的愤怒。这样一种近乎冷漠淡然、简洁有力的死亡书写却能够引起读者极强的情绪，而与此同时出现的叙事视角的不断切换也让文本中的“旁观者”能够及时地发声，从而赋予读者强烈的共鸣感。

同样是在书写孟石的死亡时，第三人称叙事将叙事视点和叙事声音的发出者均切换到了瑞宣身上，他本来是跟在李四爷身后想要理性地帮着钱家人处理后世，“决定不撒开他的感情去恸哭”，但“一眼看到死尸与哭着的两个妇人，他的心中马上忘了棺材，装殓，埋葬，那些实际的事，而由孟石的身上看到一部分亡国史。”他从钱老人和孟石的悲剧想到千千万万的国民，并且发问“孟石为什么应当死？他自己为什么该当死？在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的长辈与晚辈应当受着什么样的苦难与折磨？”这样一种设置无疑是作者精心营造的，通过瑞宣的视角不仅成功地引发了读者情感上的共鸣而且唤醒了他们的思考意识，这是老舍为死亡叙事赋予内在含义的一种重要手法。

叙事视角的转换同样发生在死亡叙事所处的情节单元内部，孟石之死首先是从冠家引出的，在大赤包等人没事儿人似的打牌之际，“西院的两位妇人哭嚎起来”，而真正书写死亡是在后面的第十七章，在这里，视点的转变带来的是鲜明的讽刺和对比意图，害人者心安理得——即便不是心安理得也要强行让自己心安理得——的打牌，受害者家破人亡，而前者对后者的嘲讽只是因为他们正在进行的娱乐事业受到了搅扰，这种对比可以加深读者对已有人物的性格，同时突出汉奸在乱世之中的猖狂，从而表达了作者的取舍和评判意见。另一个转换的例证则以钱太太之死为代表，可以说第二十章就是建构在两次突转之上的，第一次突转给读者带来的感觉无疑是陡然直下的“心里冰凉”，本是送孟石下葬，却又引发了另一场死亡，钱太太的死虽然因她眼中的那点儿“光”而让读者早有心理准备，但谁也不会想到竟然是以撞棺材这种方式发生的，两场死亡的接踵而至无疑让整个情节的悲剧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更令读者预料不到的是钱先生的突然回归。在这里，钱太太的离世给读者更多的是震惊和悲痛感，而由钱先生回归所产生的一系列描写则一方面带给人以一丝希望，另一方面在悲痛之外建构起更为强烈的怒火中烧式的愤懑，这种愤怒的情绪随着钱先生跨入冠晓荷家门这一举动燃烧至顶点，继而通过金三爷的打抱不平和冠家人的可笑应对得到了抒发，从而完成了整个“钱家之殇”情节单元的叙述。两次视点的突转实际上体现出作者对于情节高度的把控能力和对读者情绪的超前预判能力（实际上老舍是让读者跟着他设计好的情绪走向前进的）。

值得注意的是，老舍对钱太太之死的书写并非简单的一笔带过，相反她与钱家三位男性一样得到了作者极为独特的处理。与仲石的“英雄式追述”、孟石的直接描摹不同的是，钱太太之死被安置在一种浓厚的预兆性之中。除在本文第二节中已经指出的“眼里的那份光”之外，钱太太面对李四爷出主意时的“马上点头”和送葬那天的暮色都带有极强的暗示意味。对于前者，老舍给出的描述是“从一方面看，她对于一切东西的价钱和到什么地方去买，似乎全不知道，所以他一张口建议，她就点头。从另一方面看，她的心中又像颇有些打算，并不胡里胡涂的就点头。”不过问细节而一概点头的举动正体现出她所受到的巨大打击，这已经深入到她的精神之中以至于对实际生活表现出了漠视随性的态度；而对某些事项的摇头则体现出她随受打击但也还是要坚定地保留丈夫、儿子一贯的行事方式，对某些不必要也不符合他们思想的内容一概加以摒弃。

对于后者，老舍描绘了一幅由极美向极恐怖压抑转变的图景，“天上有一块桃花色的明霞，把墙根上的几朵红鸡冠照得像发光的血块。一会儿，霞上渐渐有了灰暗的地方；鸡冠花的红色变成深紫的。又隔了一会儿，霞散开，一块红的，一块灰的，散成许多小块，给天上摆起几穗葡萄和一些苹果。葡萄忽然明起来，变成非蓝非灰，极薄极明，那么一种妖艳使人感到一点恐怖的颜色；红的苹果变成略带紫色的小火团。紧跟着，像花忽然谢了似的，霞光变成一片灰黑的浓雾；天忽然的暗起来，像掉下好几丈来似的。”天色从桃红色的明霞转而成为灰暗阴沉“像掉下好几丈来似的”，这种变动让读者感到不自在，而老舍也及时地将视点转换到瑞宣身上，通过他揭示出天色变化的预言性质“他觉得好像有块铅铁落在他的心上。他完全失去他的自在与沉稳。”这正与李四爷一行人至今未归构成某种隐隐的呼应，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出事的正是已经显露自杀倾向的钱太太。实际上天色的从明到暗不仅预示了钱太太的死亡，而且也可以被视为整个钱家命运的写照：在钱先生被捕之前，钱家由于仲石的壮烈牺牲收到全胡同人的喜爱和敬仰，而随即到来的风波则完全击垮了这样一个诗礼之家。

至此，我们结合孟石和钱太太之死揭示了《四世同堂》死亡叙事的部分特点，这些特点同样出现在小说的其它七个死亡序列之中，尤其在小崔和祁天佑的死亡书写中体现的最为全面。

结语

通过上面三个小节的梳理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钱家之殇”这样一个以死亡叙事为底色的情节单元在整部《四世同堂》中的特殊性，尽管钱家四口人在这场浩劫中的不同遭遇分别有所指向，但他们却共同揭示出日本侵略势力在战时对中国普通民众所施以的种种暴行，老舍将这个情节放置在《惶惑》的中心位置并花费极大的笔墨进行书写无疑赋予了它重要的意义。

颜翔林在《死亡美学》中提到死亡价值暗含有两类目的性，“一是外在性的死亡的主人公的目的，他以自我的死亡去实现某种目的与意义；而是内在性的死亡意境创造者即艺术家的目的，他凭借死亡意境的创造去追求某种艺术目的，实现文本的美学价值。”[7]考虑到“钱家之殇”所处的位置以及老舍的重视程度，笔者认为这里的目的性指向更多地体现在后一种上，林培源指出“死亡和人物对死亡意识的感知，是《四世同堂》叙事的一道暗流，也是其时间得以流动的载体”[8]，如果列出整部作品共八个死亡序列发生的时间节点就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出这样一种论述的合理性。

正如第一节和第二节中笔者所述，由仲石之死拉开的钱家悲剧实际上正起到唤醒胡同居民的目的，正是他们的悲剧让作品里的人们清楚的认识到侵略者确实已经到达了他们的身边，也让他们看到侵略者的暴行不会因为被侵略者的品行而有所改变。正因如此瑞全的出走才成为一种正确且应当的行为。但问题在于，这一行为由于与北京人所信奉的“文化”相抵牾遭到了瑞宣“好意的封锁”，正是在这里，老舍拓宽并深化了抗战作品的深度和边界，他将之纳入文化视野加以探讨，从而为“抗战是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这样一个问题探寻答案。

脚注：

[1] 孙琦.论老舍小说中的“死亡”书写[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8:9.

[2] （美）斯蒂芬·海纳曼.“我将在你身边”——粉丝、幻想和埃尔维斯的形象[A].载于:陶东风主编.粉丝文化读本[G].贺玉高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55.

[3] 金圣叹.金圣叹全集(一) 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254.

[4] 孙琦.论老舍小说中的“死亡”书写[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8:14.

[5] 孙琦.论老舍小说中的“死亡”书写[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8:15.

[6] 吴小美.鲁迅与老舍生死观的比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06:78.

[7] 颜翔林.死亡美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54.

[8] 林培源.从“世俗风物”到“死亡意识”——重读老舍《四世同堂》的叙事时空及“现实主义”问题[J].中国图书评论,2017,11:58.

参考文献：

【1】老舍.四世同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2】金圣叹.金圣叹全集(一) 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253-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