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四世同堂》这部鸿篇巨制我们不难发现它与“空间”一词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从文本外部看，小说在叙事空间的择取上采用的是极富代表性也极富独特性的地点。老舍将目光聚焦在小羊圈胡同这个较小的空间场域，并以此为核心展开他对抗战中三教九流人物的书写，在这里，除小羊圈胡同这个空间本身所显示出的象征意味外，狭小的叙事空间中还含纳了丰富且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这种以小见大式的书写为集中展现不同类型人物在抗战中的表现提供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促成了小说的史诗性。而当我们深入人物内心，则不难发现不同人物内心的时空意识随着战争的发展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在文本中，老舍将这种时空意识同民族国家观念相连接，从而构成主题展现的一种方法。

1.叙事空间本身的象征意蕴及其生成的典型性

首先，我们来看小说核心的叙事空间——小羊圈胡同。在小说的第二节，叙事者借祁老人之眼为我们描绘了这个不惹人注意的空间。

小羊圈胡同的整体构造形似一个葫芦。孟凡宏的《关于葫芦文化的哲学思考》从民俗学角度入手解读葫芦意象所带有的文化内涵，他指出葫芦在形体上的均匀与对称以及上小下大的特点“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上虚下实、平衡和谐的审美理念”，同时古代一些少数民族认为“人来自于葫芦，这就使葫芦产生了精神价值。由于‘福禄’与葫芦谐音，人们便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倾注在福禄之上”。尽管小羊圈胡同本身构造上的葫芦样态与这种民俗学释义之间可能并不构成关联性，但祁老人在购置房屋时在主观意志的作用下选择了这样一个空间场域，这就为之赋予了这样一种文化意蕴。同时，这样的行为似乎确实对上述的审美理念与传统精神文化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契合，这在他的自述中有所体现：“胡同口是那么狭窄不惹人注意，使他觉到安全；而葫芦胸里有六七家人家，又使他觉到温暖。门外呢，两株大槐下可供孩子们玩耍，既无车马，又有槐豆槐花与槐虫可以当作儿童的玩具。同时，地点虽是陋巷，而西通大街，背后是护国寺——每逢七八两日有庙会——买东西不算不方便。所以，他决定买下那所房。”由此可见，祁老人在择取居所时正是基于那种希求安稳、人际和乐的传统文化观念。

这种传统意识同样体现在他对自己房屋的“自慰”上，尽管“房子本身不很高明”，既没有格局，盖得也不甚结实，而且相对简陋，但在老人看来自己的房子是值得自傲的，因为他在这里过成了四世同堂之家，因而，“这里的风水一定是很好！”在他看来，“北平城是不朽之城，他的房子也是永世不朽的房子。”这一系列观念和看法可以说成为小羊圈胡同本身空间象征意味的另一种作证。这些观念都与传统文化中和稳度日的观念不可分割，而在漫长的时间中超出了主观性，由于被烙印在人心之中，它们的存在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这样一种象征意蕴。

同样的，这种象征意蕴并不局限在小羊圈胡同这个核心空间，它更为深广地扩展到了整个北平城。北平人对“首善之都”的自认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让这座城市不再仅是干巴巴的由一砖一瓦构筑而成的客观实在，而使它成为一个带有深刻文化内涵的场域。这种文化氛围由北平人所赋予，同时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他们。无论是瑞宣身上所带有的那种矛盾性、祁老人与天佑太太身上的委曲求全平安度日的态度，还是瑞丰、冠晓荷、招弟等人身上的无聊、好凑热闹与拜金主义、官本位习气都是如此。而老舍的创造性则在于，他将各式各样或多或少带有“北平习气”的人物和谐而自然地安插在了小羊圈胡同这样一个看似狭小的空间域之中，其结果是促成了小羊圈胡同这个空间的“典型性”。

在这个胡同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平凡如祁老人、祁天佑、韵梅这种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家长、商人和媳妇，能够看到社会变革时期的人力车夫、巡长、民间艺人这样的城市贫民，看到清朝的遗民与传统的士人，还能够看到那些时代的投机分子、官老爷和小姐们。老舍将这些三教九流的人物安置在一起，无疑带有一种刻意营造的意味，而正是因为这种集中，使得这些本身在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就具有巨大差异性的角色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场面便是官本位观念代表者的冠晓荷举报极富士人式家国情怀的钱默吟。而由于这种刻意性和由此带来的聚焦式的描写刻画方式，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己作为个体本应具有的独特性，反而成为一种过于典型化的形象（或说符号），例如，我们很难在小崔身上看到属于他作为独特的个体特点（或者说他的个体性更多地融入了普遍性之中），他的生活经历与行为逻辑在《骆驼祥子》中就能或多或少地找到影子；白巡长的好心与为难同《我这一辈子》里的“我”有着很高的重合度；瑞丰则同样与《离婚》里的张大哥之流并无太多的区别；蓝东阳身上的沽名钓誉与毫无文采与《不成问题的问题》里的秦妙斋又可谓是如出一辙。可以说，老舍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场域中所创造的形象身上具有高度的典型性——这一方面是对此前他所创作的种种人物的集成，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他试图建构起的是具有普泛意义的文学空间。

我们知道，老舍在抗战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创作自觉地纳入了整个民族的宏大叙事之中，为了抗战的目标，他在创作方面很大程度上牺牲了自己以往所注重的个体视野，而是更多地投身在组织所留下的任务之中。这一点在《四世同堂》中同样有所展现，即便是已经在抗战末期，但小说中所流露出的极强的情感特质，表明他未能脱出抗战所带来的影响。正因如此，他才会更注重对人物典型性的书写与刻画。而在笔者看来，正是这种刻意营造起来的普泛性赋予了小说以“史诗”意义，老舍在这里通过小说所揭示出的不仅仅是小羊圈胡同里众人面对侵略时的表现，而是北平人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人民）在面对侵略时的如何从传统中破土重生、找到民族国家观念的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四世同堂》完成了宏大叙事的目标也完成了典型化的创造。

总的来说，老舍通过对狭小空间的聚焦式书写，塑造出了一批典型的抗战人物形象，他们身上不仅仅带有鲜明的北平气质（传统文化气质），更带有一种普泛性，而后者则是史诗性的一种重要体现。

2.人物内心空间意识的转变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如果说前面的叙事空间营构体现出小说在艺术方面的特殊性，那么这里对人物内心空间意识的转变书写则与小说的所意欲表现的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

小说中诸多人物的心理都发生了转变，这些转变或多或少都与空间意识的扩展有所联系。对于大多数北平人而言，北平似乎就是世界的中心，就是自己对“世界”一词的最终理解，他们的普遍毛病是“怕动，懒得动”，因此他们“觉得到天津去——虽然仅坐三小时的火车——就是‘出外’，而出外是既冒险而又不舒服的事。”这样一种习气在老舍的一系列文本中都得到了反映，《离婚》里的张大哥一家如此，《骆驼祥子》里的祥子也如此，在他们眼里，似乎北平之外的任何空间都与自己毫无关联，而他们也就安然地或说倔强地固守在这样一个城市之中。这种观念的背后显示出封建社会遗留下的有家无国理念在人们心中的深植：他们所认同的只是现下自己所处的地方，而一切外在空间由于与自己毫无关联因而成为可有可无之地。而伴随着侵略的展开，这种观念在北平也逐渐被撬动，第一次，也是小说主要表现的一次即是保定城的陷落。

当西长安街新民报社楼上升起带有“庆祝保定陷落”的大白气球时，曾经觉得自己与保定人关系愈发模糊不清的北平人“忽然的想起它来”，因而他们低下头去，这是由于他们猛然意识到，“不管保定是什么样的城，它是中国的地方！多失陷一座别的城，便减少克复北平的一分希望。”这时候北平的人们“觉得应该为保定带孝，可是他们看到的是‘气球’与‘庆祝’！亡国是最痛心，最可耻，可是他们得去庆祝！自己庆祝亡国！”这是一次对集体观念唤醒的书写，第一次“庆祝”北平以外的空间的失陷或多或少地唤醒了北平人的国家观念：学生们一言不发消极对待日本人的要求，不知家国大事的韵梅也“由困难与劳累中仿佛咂摸到了这些不幸与苦痛都是日本人带给她的”，因此“她想不到还会有什么热闹可看；就是有，她也没心去看！”而刘师傅决然拒绝了新民会和冠先生的邀请。

可以说保定的陷落打开了北平人封闭的空间观念，北平不再是处于这座城市中的人们内在观念中唯一的空间地域，除了北平之外的广大空间开始被纳入北平人的视野之中，而侵略越深入，这种观空间意识就被拓展得越深远。保定之后是太原，继而是上海、南京、广州、武汉，每一次“庆祝”带来的结果便是国家意识的进一步发展：祁老人在保定陷落时还只是担心瑞全的安危，到了后来他真切地感受到日本侵略者对自己、对民族的灾难性，因而在瑞宣被抓走时，这样一个不愿意惹是生非永远和气谦卑的老者才那么义愤填膺地冲撞把门的特务。在北平人这里，每一次城市的陷落便扩展深化了一次他们的“国家”“国族”观念，随着时间和和空间意识的增长扩充，到广州陷落，中央政府从武汉撤退时，北平人面对日本人已经到达了一种反抗和不合作的巅峰——“只要一条胡同里有了一两家日本人，中日的仇恨，在这条胡同里便要多延长几十年。北平人准知道这些分散在各胡同里的日本人是侦探，不管他们表面上是商人还是教师。北平人的恨恶日本人像猫与狗的那样的相仇，不出于一时一事的抵触与冲突，而几乎是本能的不能相容。……北平人所有的一切客气，规矩，从容，大方，风雅，一见到日本人便立刻一干二净。”连平日里最能敷衍、最能忍耐的北平人在面对日本人时都能“头疼，恶心，烦闷，以至于盼望有朝一日把孤哀子都赶尽杀绝。”在这个意义上看，抗战的深入与时空意识的扩展对于民族国家观念的生成和深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与这种正常的变化形成对照的是老舍笔下的汉奸形象。无论这些人有着怎样不同的令人厌恶的特点，他们的共通之处就是对时空观念的毫无意识：瑞丰愿意在保定陷落时去领队受日本人的训话，大赤包和冠晓荷在广州陷落时忙着处理招弟和李空山的丑闻而自顾不暇。对于汉奸而言，国家意识的缺失使他们成为异于普通北平人的存在。在这些书写中，老舍放弃了一贯“笑中带泪”式的笔调，转向与《不成问题的问题》中一样尖锐的讽刺和批判。可以说，《四世同堂》中最浓墨重彩地描写和刻画都被用在揭露这些毫无时空观念的汉奸身上，他们在不合时宜的时间和地点做着最不合时宜的事情，他们身上显示出的民族劣根性（官本位和崇洋媚外）与普通北平人逐渐被激发出来的民族国家观念形成了最强烈的对比，其结果一方面突出了作者对汉奸形象的否定和鞭笞态度，另一方面又转向一种看似矛盾的“感激侵略”的表达。

这种表面上的“感激”，其实质是一种基于辩证而产生的态度，这与当时盛行的“战乱苦难中民族蜕变新生的文学主题，成为抗战政治、文化与文学的时代主流、主潮和共鸣”的现象是相同的，因而可以说，空间意识的转变背后接续的是民族国家观念的生成和深化，而只有在侵略战争的残酷性和罪恶性中，这样的向上向善的力量才能破土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