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哀歌——试析《日夜书》的抒情气质

【摘要】《日夜书》相较韩少功此前两部长篇而言更具抒情性。抒情因素作为潜流隐含在小说的叙事和议论书写背后。散文化写法、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以及书写内容属于“我”所抽出的记忆这三个因素成为叙事抒情性的主要来源，对于记忆的选择性抽取以及叙述过程中的细节、心理描写与“积蓄——爆发——再积蓄”情感处理方式为抒情气质的贯穿起到重要作用。议论中的夹叙夹议在说理的同时兼顾了文学性，而韩氏作品中的文学性又常常与抒情性相关联，这构成议论抒情性的主要来源。《日夜书》浓郁的抒情性源于书写对象的特殊性造成的作者个人感性的投入以及所关注主体的悲剧性特点，这使抒情气质展现为悲哀与怜悯。

【关键词】《日夜书》抒情气质知青书写

正式出版于2013年的《日夜书》是韩少功创作生涯中第三部长篇小说。这位产量不多但分量颇重的作家的每一次新的动向都能够引起中国当代文坛的强烈关注，在当时的短短一年时间内与这部小说相关的研究文章就已有四十余篇，这足见它在文学评论者眼中的分量。与《马桥词典》和《暗示》时期有所不同，创作《日夜书》时的韩少功已经逐渐摆脱了前两部作品中过于浓重的理论化意识与倾向，选择回归传统小说抒情性与故事性（尽管如此，小说本身还是淡化故事情节的），这不仅体现在小说中说理论述方面的节制以及作者对于叙事形式手段的重视，而且更体现在小说文字背后几乎溢于言表的情感流露，在这里，笔者暂且将之称为“抒情气质”，而本文即意在对文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揭示这种抒情气质并尝试解答生成这种气质的内在原因。

所谓的“抒情气质”亦可称为传统意义上的“抒情性”，在笔者看来，韩少功有关知青题材和文革题材的小说中均带有这样一种鲜明特质，无论是早期的《西望茅草地》还是几乎已经纯粹为理论书写趣味所裹挟的《暗示》都是如此，可以说在这一点上，这种抒情气质同余华早期作品中常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冷漠书写”一样，是作家（即韩少功）创作中一以贯之的个人风格。通过对文本的阅读，笔者发现，相较于他之前的两部长篇小说，《日夜书》中的抒情气质显得更为浓厚，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西望茅草地》时期文字背后充满动人情感状况的一种回归，当然，这种回归本身已经被打上更为理性的烙印，这是作为不断思考者的韩少功创作上和思想上的一种精进。在进入小说本身之后又不难看出，一方面小说是由事、理、情三种不同的内容所组构而成的，但在另一方面三者又处于不断的沟通之中并且达到了实际上的交融，而“情”更是超越了“理”和“事”，成为隐含在文本下内在的某种潜流，构成了整部小说最为突出的气质。

一、叙事角度

在某种意义上，《日夜书》作为一部小说，由于文体特性的限制它本身是无法同诗歌和散文一样直接表达强烈的情感的，这就迫使情感的表露下潜进入叙事的背后，同时，它又延续了《马桥词典》与《暗示》中的散文化写法与对曲折情节（故事性）的淡化书写，这就使得小说的抒情性以一种包蕴在叙事中的深沉内敛的面貌展现出来。

韩少功在这部作品中采用的仍旧是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但相较独特的是，“我”的目光所能触及的范围却并不因此而受到过多的局限，小说在相当一部分叙述中展现出近乎全知的视角，而之所以能够赋予叙述者一定程度上的全知性，正是因为这些被记录在册的事件都是从“我”的记忆中抽取而出的，因为是记忆，它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正在发生过程中的“在场”，而又由于叙述者只有“我”一人，主观性就成为整部小说的底色。

在阅读的过程中不难看出，“我”所选取的记忆都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典型性，它们或是令“我”印象深刻的事件（例如“我”啃了一口碎骨、小安子带我去抹尸、红色月亮下“我”和马楠的初夜与对话），或是对“我”的人生历程、思想观念造成重大冲击的事件（例如马涛的入狱、“我”施政不利最终下台、侄女笑月的死亡），由于这些事情对“我”而言意义重大，因而在书写时“我”的情感也就随着笔端融入叙事的文字之中，这里以“我”下乡时咬死人骨头的事情为例。在这一事件中，抒情色彩集中体现在对“五十张饭票对我的诱惑”的心理书写上。那个时刻，本来已经心生退意的“我”面对大家的拿出五十张饭票作为“赌资”的动人诱惑而感到“呼吸粗重”。那时的“五十就是五十钵白花花米饭，意味着你狼吞虎咽时的晕眩，你大快朵颐时的陶醉，还有抚摸肚皮时的脑子一片空白。”对于身处物质生活没有保障的年代的“我”而言，面对这样强烈的诱惑，自我劝说不出意料地紧随而来：“想一想吧，至少在很多日子里，你活得出人头地，光彩照人，活脱脱就是当今皇上，不必再对食堂里的曹麻子谄笑，让他的铁勺给你多抖落几颗黄豆；也不必捶打邻居的房门，对屋内的猪油味贼心不死抓肝挠肺；更不必为了争抢一个生萝卜，与这个或那个斗出一身汗。”[1]这一连串对“五十”意义以及自我说服过程的叙述生动且幽默，读者在阅读时也不免会为此会心一笑，但当我们透过表层的幽默进入这些文字的背后，则不难发现此处的幽默实际上是建立在物资和食物极度匮乏的生活状况下的，因此“我”为了能够果腹而去啃食死人的尸骨这一事件实际上就可以视为是对“为了能够更好地生存而豁出去了”这一观念的践行，因而这个行为也就显现出无限的心酸和悲哀，这是当时的现实，一种能够让人笑中带泪的现实。

《日夜书》叙事书写抒情性的另一个特点即是通过对细节生动细致的描摹将情感融入文字之中，小说对郭又军自杀情节的记录可以说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面对癌症晚期的现实，郭又军不愿意再拖累年少的女儿和远方的妻子，他选择“给这个世界一个清洁的告别式，一个不麻烦任何人的结局。”那一天，他用“一台卡式录音机放出了最大音量的《运动员进行曲》，是球赛前经常播放的那一曲，也是他少年时代听得最熟悉的。雄壮的旋律跳跃而奔放，震天动地，斗志昂扬，再一次鼓舞他披挂球衣入场。”[2]作者在这里的通过对音乐这一细节的书写建构起强烈的张力：一边是喧闹昂扬的向生之乐，另一边却是寂静孤独的死亡。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反常”，我们似乎同丹丹一样，能够“从这种近乎咆哮的乐曲中预感到什么”[3]，但这种预感却还是为时已晚：“……厕所门紧闭，任你怎么捶打，里面也无动静。”[4]实际上，又军的死在这里被刻画得像是奔赴一场重要却注定有去无回的战役，他用自己最热爱的歌曲为自己“送行”而不愿让自己最为热爱的家人面对由生到死的这一瞬间，他的死亡带有一种仪式感，这是他对整个世界告别的仪式，亦是对自己女儿告别的仪式。在他的遗书中用歪歪扭扭的字迹记录了一些琐碎的小事，“谁送来了钱，谁给他熬过药，谁来看过他，谁的咳嗽也得注意了，诸如此类。”[5]这一补笔使又军的老大哥形象再次得到强化，“歪歪扭扭”一词不禁让人想到身处病榻的他的虚弱的状态，但尽管在这样的情境下却仍旧坚持记录，这一行为本身就足以令人感动，同时，遗书中对女儿细致入微的交代亦是饱含着对她恋恋不舍的深情。与第一个事例一样，“我”叙述这一场景时已经处于事件发生后的回忆状态，在整体上也显得平静克制，但即便如此，却仍旧无法掩饰掉表面冷静下深挚的情感，正因如此，这些简单的语言才具有如此强烈的打动人心的力量。这种细节所建构出的人物形象同此前又军自己所认为的现实生活中“无论哪一头都同他过不去”的现状形成呼应，从而为他的死亡赋予更为强烈的冲击力和感染力。从这里的书写我们还可以发现《日夜书》叙事中抒情性的另一个特点——在蕴积了一段时间后找寻到爆发的出口，从而形成相对集中且强烈的情感流露。

此处所分析的这一段位处小说的第十一章，实际上作者在整个章节的叙事过程中都显示出鲜明的抒情气质，又军作为章节的主人公之一得到聚焦，然而他的形象在此前早已出现并同小安子、丹丹构成一组序列。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中第一次情感的集中爆发也是由于又军的死亡：在第一章《远方》的最后，“我”面对突如其来的消息内心悲痛万分：“你怎么就这样冷不防捅我胸口一刀，用一个电话把我的全身抽空？不，你还是个有体温有动作的活人，还有中年大把大把的日子，不能这样急匆匆风化而去，在我的身边空去一块。我要掐自己，要揪自己，要抽自己的耳光，要用烟头烧自己的手，千万不能让自己忘记你，就像不让自己在极度疲乏中入睡。对不起，如果我对你后来的事知之甚少，差不多相忘于江湖，但我至少应该记住多年前的那一线鼻涕，滑腻腻的，清亮亮的，曾飘落在我的手背——泪水夺眶而出。”[6]这一段在小说靠前部分的叙述给人一种急转直下的感受（主要是由于从知青岁月迅速拉回数年后的“现实”的缘故）；第二人称的运用使得充溢而出的情感得到良好的展现，反问与连续几个“不”字的运用体现出“我”对突如其来消息的不愿承认以及由此带来情绪的剧烈波动，“捅、掐、揪、抽、烧”几个动词表现出“我”试图通过将又军与痛觉相关联的手段来达到某种清醒与铭记，而在短暂的情绪膨胀之后“我”复归冷静，但裹挟着这份冷静的是沉痛与悲哀，当最令人难忘的记忆再度到来，“泪水夺眶而出”就不是什么夸张和不可能而是自然的结果，此处所展现出的痛苦让人深受感染。

可以说，第一章的抒情性叙事奠定了整部小说的感情基调，它显示出叙事主人公“我”是在以一种想要相对客观但却无法阻抑内心感性情感的矛盾心境下进行叙述的，而“我”内心的情感更多的是一种怀念与悲悯，与上面的例子一样，这是一种已经从那些碎片化的记忆中抽离出来的态度，同时也是一种未能完全疏离那些记忆的表现。

与此相似，在相隔十五章的第二十六章中，作者对马涛、马楠、“我”和马母等人的书写构成另一个序列，对马母逝去的描写中也带有浓郁的情感，这里的“我”总是在介入那些非“我”人物的内心，揣测他们的想法，从而通过这样一种心理描写来展现出人性与温情。再往后更为突出的是第四十七章中对笑月死亡的描述，这里是小说最后一次情感的集中爆发，第四十七章的冲突虽然有些过于唐突和偶然以至于显得不那么真实，但它所蕴含的情感却无比饱满。面对跳入深坑的孩子，“我喊塌了、喊碎了、喊黑了黄昏时的全部天空”[7]也终究于事无补，在后来的日子里只能不断地在心中表示歉意，所以“我”写道：“原谅我，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我多少次咬痛手指，想把自己从这一个噩梦中咬醒，但还是只能看见停栖枝头的那只橘色蝴蝶。对不起，孩子。”[8]这一章的过于深情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使阅读者怀疑叙事者“我”身份的真实性，这里的集中爆发在第二十八和三十章中就已有先兆，虽然在后来的叙述中一再岔开，但实际在某种意义上同第二章与第十二章的情况类似，二者又一次构成了一个闭环，而紧随其后的第四十八章则是完全的散文式写法，通过“我”对笑月儿时事件的回忆，不仅表现出“我”对她的怀念，而且亦是对她悲剧人生的某种哀叹。至此，作者在间隔一定章节后设置了情感的引爆点，从而形成了“不断积聚——引爆——再次积聚”的情感书写形式，在这种书写的过程中除了上述所言及的细节描写与心理刻画之外，小说对于人物的刻画还总是展露他们的多个侧面，在此基础上，作者所表述的情感亦是矛盾的，这实际上更加符合现实人物的状况（例如第三十二章中对马涛形象的书写以及小说后半部分对郭又军想要解释自己的描述），在这个意义上，《日夜书》的抒情气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是由“我”对人物的看法所体现出来的。

此外，书中对于景物的书写实际上也包含着情感，这为小说本身营造了一种意境美。例如第十九章中写“我”一人在山谷中独自看守的一个雨后的夜晚：“雨后的空气特别透明。呼啦啦的流星雨掠过，如曳光弹纷纷来袭一片无人阵地。无边无际的星空压下来，压下来，再压下来，深埋我的全身。一层银色的星光湿漉漉和沉甸甸地打手，在林子里到处流淌。最早闪烁的一颗星，比往常体积倍增，是挂在草盖一角的大钻石，甚至闪烁在我的蚊帐里，垂落我的睫毛上。在这样一个遭到群星摩擦乃至重压的地方，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9]这里的对流星雨的书写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描绘，不断“压下来”并“深埋我的全身”的星空与“我”当时的内心心境有关，它们在这个雨后的寂静夜晚唤醒了沉睡在“我”内心深处不愿意放弃和失去马楠的一种强烈的心意，这构建起一种恬静的氛围，但在这种恬静中“我”是激动不安的，恬静没能压制住“我”内心的情感，因而当“我”醒来时“我”会“一跃而起，顶得满天星星纷纷摇晃和坠落，冲着对面山影的曲线大喊”，喊出自己对马楠的爱意。

二、议论角度

《日夜书》作为韩少功深耕十年的长篇小说，其中所蕴涵着的不仅仅是他在文学艺术上的探索，更显示出他对文体、哲学与诸多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在这一点上，这部小说中的论述虽然不及《暗示》和《马桥词典》那么丰富且具有系统性，但作为韩氏文学创作的主要关注点之一，这部分内容作为对叙事的某种总结也应当得到我们的重视，也正是在这些议论性的文字中，小说的抒情气质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由于作者意在还原记忆的呈现过程而采取了散文化碎片式的书写方式，这就使叙事和议论常常被混杂在一起而不是被人为地切割开来，这种夹叙夹议的特点为抒情性的贯穿提供了可能；而从议论的内容来看，无论是有关理想的产生、动摇与消失，有关时代与个人命运的思考，有关人生与死亡的态度，还是对知青在当下社会中生存境况的看法，这些话题的提出都是基于“我”人生中的某段时间或某个“我”亲身经历的事件，因而小说中所出现的议论又都有其来源即与相关的叙事相连接。

小说的前五章描写了“我”们身上革命理想的瓦解过程，通过对艰苦知青生活的描述，少年脑海里对远方的想象被完全瓦解，伴随而来的是生动幽默的吐槽：“挑湖泥算什么？呱唧呱唧的臭泥水算怎么回事？牺牲，也得身姿矫健一点吧，也得顶天立地或排山倒海一点吧？一屁股坐在泥浆里算什么？疑似半身不遂，我以为自己站直了，走稳了，但到头来发现一只脚早已出了套鞋踩在污泥里，踩出了脚趾间泥浆的冒溅，自己还浑然不觉——这算什么？”[10]一连串的反问揭示出叙事人心中强烈的不满情绪，这也构成了“被忽悠了的我们”的内心的某种共识。在乡下辛苦“锻炼”的“我”们“没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法印证场长的高瞻远瞩。我们也没等到共产主义，同样没法印证场长有关吃饭不收饭票、餐餐有酱油、人人当地主、家家有套鞋的美好预言。”[11]反而却“等来了日复一日的困乏，等来了脚上的伤口、眼里的红丝、蚊虫的狂咬、大清早令人心惊肉跳的哨音。”[12]这里的陈述本身虽然够不上议论，但仍然带有议论的成分：对于下乡时年少的“我”们而言，“生活的冷风把热情铸为实际”，理想转变得过于迅速，但它仍然是“我”们心头的“白月光”，它是未来，但“未来的好事太多”，我们却只能“用各种幻想来给青春岁月镇痛”[13]。这里的书写已经显示出对革命话语的不断灌注这一现象的轻微批判，但同时它也带有一种感伤的意味，带有一种愤懑不已拍案而起却又只能最终坐下的无可奈何，情绪的潜流在议论书写的开始就已经介入其中，这种议论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理性话语，相反，由于“我”人生经历的介入由于“我”的不断“在场”，它更多地成为一种暗含反讽意味的嘲弄、暗含感伤的节制化表述。

第十三章对“革命理想”的议论书写让这种气质得到清晰地展现：“在日后某些观察者的眼里，宗教不就是这样吗？在缺少宗教的地方，革命不常常就是这样吗？在革命退场的地方，商业消费不常常也是这样吗？当今娱乐的、体育的、传销的、烧钱享受的诸多明星，引千万追星族要死要活，甚至闹到自贱、自废、自残的程度，其实也没什么新鲜。人类激情一次次失控性地自燃，拦也拦不住。”[14]这里的表述同样带有旁观者式的轻蔑，看似玩世不恭但实际上却暗含作者的忧虑，而紧随其后对“我”对当年自己的讽刺更显示出犀利的嘲弄意味：“重新看待”、“重新打量”、“重新审视”，“我”将自己置于“人类救世主”、革命领导者的高度来看待自己眼里的一切，从马涛那里学来的对当下革命形式的看法、对未来革命发展方向的探讨都成为一种崇高的理想，字面上的议论是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但在现在的“我”的笔下，通过叙述方式和语调的运用，这些崇论弘议都被内蕴其中的抒情气质所一一瓦解，结合最开始的几个反问，此处的议论实际上所体现的根本不是这些已经被读者们所看到的内容，而是“革命理想不过是人类的激情的一种表现而已，它的本质在后世的想象中不断还魂”这样一个隐含着的观点。在第十六章对两派知青间对话的叙述中，这种倾向被进一步表述，当读过的书本与人生的经历成为彼此之间互相攀比的工具，所谓的“革命理想”究竟该被置于何种地位？知青们在争执不休时所体现出的形象与其身上这种飘渺虚浮的态度无疑又是对他们口中所谓“理想”的又一次解构。

如果说对于革命与理想的议论并不能够完全体现出《日夜书》议论文本背后的抒情气质，那么当作者将目光置于“死亡”这一议题，文学性与抒情性就更为明显地展现了出来，小说的第三十四章即是如此。

在这一章中，阐述死亡观念的“我”相较于单纯叙事的“我”而言更带有一种疏离感，“我”在这时“离开了小说主线”将目光异常全神贯注地投注到对于某种观念的阐述上，换句话说，“我”在这里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哲学知性，所以议论的语句——例如：“生活就是由各种将要死去的人组成，或者说由大地上的暂住者们组成。死亡不过是每个人与永恒的预约，使生命成为一种倒计时——嘀嘀哒哒声无一例外的越来越响。不是在那一天，就是在通向那一天的路上。”[15]——就带有明显的理性化与哲学化意味，而这正是散文式书写所带来的一种新的叙述可能。

与此同时，在书写观念的过程中，“我”不仅将日常的生活经历纳入其中，而且还运用了排比的手段：“重要的是生命已经见底，重要的是以前很多事实际上都成了最后一次。人都不免有些粗心。最后一次在车站握别朋友，最后一次在街头观看窗橱，最后一次在城南大道打哈欠，最后一次走出四号线的地铁站，最后一次接到物流公司的电话，最后一次开车送客人驶上斜拉索的拱形大桥……你原以为那些事是可以重复的，还有下一次，但你错了。包括你儿时的万花筒或纸飞机，抄作业或买糖果，早就是此生的最后一次——只是当时没有行刑官高举白手套，宣布那些日子的死亡。”[16]这一段话在论述死亡的不可预知性，排比和日常生活情形的书写渲染突出了死亡所能造成的一种情绪——它是猝不及防，是日常平凡突然转变成为未能预料的一种错愕感，那些被列举出的“早就是此生的最后一次”的行为举措不也正是包含着某种对往昔的怀念、对年少的追忆吗？若非如此，为何在诸多的事例中单单拿出这些而非其他呢？

而景物的涉及也同样加强了议论中的抒情性：“窗外也许是秋阳或春雨，是一片幽静森林或错乱群楼。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最后看到的世界，与我们最初看到的世界，其实不会有太多不同。太阳照常从东方升起。月亮照常向西方坠落。天空还是那样。群山还是那样。流水还是那样。暮色降临之际的玻璃窗上总是闪烁一些光斑乱影。”[17]通过对这些日常所见的景物的罗列，“我”所意欲强调的实际上是：“几十年间耳闻目睹的一些变化，对于生者也许很重要，对于垂死者却没那么重要，甚至算不上曾经发生。”[18]考究这里所涉及到景致，对它们的择取实际上标志着某种感性情怀的流露。无论是秋阳、春雨、幽静森林、错乱群楼还是日升月落暮色苍茫，这些景物都足够典型且足够能唤起人们的感性冲动，而正是这种总是被我们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感性冲动，在死亡的面前却都变得“没那么”重要了，正因如此，“在一个暗夜无边的宇宙里悄然划过，以众多星体为伴，与茫茫尘埃共舞，布下无形的步履和飞翔，漂泊于无始无终的浩瀚和深远——我们还是高高兴兴地接受熄灭吧。退出记忆几乎就是退出清醒，退出失眠症，退出一种过于漫长的失眠症。这算不上什么代价，但能让我们重归山河大地天长地久，换来我们今后的无时不在和无处不在。”[19]这实际上正是一种看透世事后智者的心态，在这里，“我”所代表的对象似乎又再一次变得不甚明晰，真的是那个被建构出来的“陶小布”？真的是那个身处那群命运悲惨知青中的一人？笔者认为这实在不应该是这么简单。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书写本身采取了一种舍近求远的方式，偏偏在理性哲思的叙述中带上了浓郁的文学性与抒情意味，看看那句“以众多星体为伴，与茫茫尘埃共舞，布下无形的步履和飞翔，漂泊于无始无终的浩瀚和深远”，这是一种多么难以达到却又多么令人艳羡和期盼的境界，人的存在在这里被拔高到与宇宙的存在相媲美的地步，这实际上正是作为人的“我”对自身的某种无意识的“赞美”。文学性与抒情性在诸多作者的文学创作中并非重叠一致，但在韩少功的小说中，二者的关系往往是密切相连的，上述的事例正是对此的最好证明。

三、抒情气质的背后

实际上，前面两节中所涉及到的对《日夜书》抒情气质的展现仅仅是全书中的冰山一角。可以说，韩少功在创作这部作品时虽然仍旧优雅娴熟，步履从容，但这部作品中所蕴含的情感力量实际上在他所有的创作中都可算少见。《马桥词典》及《暗示》中不乏有情感集中突出的情节和句段，但《日夜书》从开篇就已经达到了前两部作品中逐渐积蓄的情感力量，在此基础之上，韩少功在叙事与说理之间不断地为之赋予新的情感“爆点”，最终在第四十八与四十九章达到无以复加的顶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的抒情性实际上是一种人为干预的结果，但在笔者看来，这种干预并非完全有意识的，而之所以造成这种一定程度上的无意识以及小说抒情性突出的原因，则是由于书写对象的特殊性。

众所周知，韩少功文学创作的一个根本现实来源是他的知青生涯以及他在文革时期的经历，无论是早期的作品还是《马桥词典》与《暗示》，在写作素材的择取上都不出于此。而相较于《马桥词典》对韩个人知青经历以及插队地区的书写以及《暗示》极为突出的“象”的主题（即《暗示》中的知青书写是为了“象”这一探讨主题而服务的）而言，《日夜书》的书写对象与书写重心都回到了对“知青”这一群体本身，亦即对“人”的关注上。韩少功在与刘复生的对谈中指出：“从我的写作经验来看，有两种东西最不好写，一是特别不熟悉的，二是特别熟悉的。知青题材对于我来说就属于后一种。我珍惜这一段体验，因此想拉开一点距离，把它置于中景位置，既不是远景也不是近景，这样或许能看得清楚。三十多年也许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距离，可滤去一些自恋情绪和轻率判断，增加一些参照和比较的坐标。”[20]由此就不难看出，“知青”这个群体对于作者本身的重要意义。作为“知青”群体中的一员，韩少功在三十年后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他所意欲完成的是更为清晰且客观地理清他们这三十年来的生存状况，理清两个已经截然不同的时代对他们所造成的影响，而“他们”之中同时包含了在那些日子里与知青相伴的人们，并且也包含了作为书写者的韩少功自己，这样看来，他的这种处境似乎又同小说中的“陶小布”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此外，小说中所涉及到的一切人物都有他们的原型，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小说中所涉及到的一些事情在他的诸多小说中都反复出现，例如那次偷听敌台的事故就不断被他一再提起，而小安子、吴天保等人物也能在《马桥词典》和《暗示》中找到类似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这似乎可以证实这些内容同作者的亲身经历具有一定程度上相关性。基于上述的分析，可以说在小说写作的过程中，韩少功本身便不能够完全疏离于自己的文本而是更易被卷入其中，这就为小说抒情气质的产生提供了最初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韩少功对知青分子在这三十年来生存状况的书写又使得抒情气质得到了增强。

这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知青一代实际上已经逐渐被时代抛弃，可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当今社会中都是“失意者”。刘继业将小说所涉及到的人物分为三个类型：在他看来，马涛、贺亦民、郭又军身上体现出明显的个人与时代之间的错位，“时代变化了，个人的秉性气质、尤其是精神追求或者精神境界，还完全处于一种多年来的固着状态。”陶小布和马楠虽然在任何时候“都认真地对带着时代和生活，与时代纠缠在一起”，但却终究未能融入其中。而小安子和姚大甲的眼光则“从未盯着当下的生活”，而是认为“真正的生活永远在别处”，由此体现出一种与时代的主动疏离的气质。[21]然而三类人看似截然不同，但他们却都无一不难以与时代相调和，韩少功对这些悲剧人生的书写不仅仅反映出现代社会的固有困境，而且反映出个人在社会与时代巨大变革面前的孤立与无助，这种悲剧性的建构本身就蕴藏着极为强大的情感力量，而这种困境从根本上又是无解的，由此，知青们所能收获的就仅仅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绝望与痛苦，因而贺亦民才选择作为一枚信息时代的“技术核弹”，“我”们心中的老大哥郭又军最终选择了离开人世，小安子选择了流浪他乡。实际上，正是这种无力感更容易使当今的读者理解并产生精神的共鸣。

韩少功对这一群体的深度书写最为突出地体现在他所关注的并不局限于知青本身，他们的下一代也被纳入小说的视野之中。丹丹和笑月截然不同的人生遭遇实际上正是这些后代们中的典型代表，少年经历的创痛从父辈那里得到了戏剧性地继承，并且更为强烈地作用到这些无辜的孩子身上，笑月死后那个“太阳的寓言”中所蕴含的情感在试图冲淡突如其来的死亡的同时又给人以一种更为持续性的悲哀，“我”是怀着一种深沉的怀念、一种强烈的愧疚、一种发自内心的怜爱来书写的，这里所蕴蓄的情感复杂且浓厚，它同又军在遗书中对丹丹的最后一份关爱遥相呼应，共同带给读者震撼与反思。正因如此，韩少功的知青书写成为了一种更深刻且饱含忧虑的书写，它不仅仅揭示出那样一个时代对于一整代人的摧残，而且指出了它对下一代人的所造成的同样沉重的打击，这实际上是不公正的，但面对历史的力量，再强大的个体都是渺小无比的，我们对此只剩下无能为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倘若我们要对《日夜书》的抒情气质进行描述，那么最适合它的似乎就是悲哀与怜悯。

总的来说，韩少功通过对《日夜书》的抒情性书写所意欲表达的正是对知青命运的思考，在这里更少有此前作品中的理性哲人意味，相较而言更多地显示出对知青们悲剧性结局和在现代社会中生存困境的悲悯态度，在这一点上它同《西望茅草地》等作品中的不舍和怀念就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差异，这是一种更为客观理性且真正站在历史眼光下审视问题的态度，是在真正意义上的沉思积淀之后才能够显示出的态度。

引文：

[1] 韩少功著，《日夜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2] 韩少功著，《日夜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85-86页。

[3] 韩少功著，《日夜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

[4] 同上

[5] 韩少功著，《日夜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

[6] 韩少功著，《日夜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

[7] 韩少功著，《日夜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64页。

[8] 韩少功著，《日夜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65页。

[9] 韩少功著，《日夜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页。

[10] 韩少功著，《日夜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11] 韩少功著，《日夜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