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对本书的介绍：

本书为日本文字学家、汉学家白川静（1910—2006）代表作《中国古代文学》的第二部，述及西汉初期到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文学史，涉及司马迁、汉赋与乐府、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陶渊明、谢灵运等文学派别与文学家。作者具有深厚的文字学功底与考据功力，加之日本学者严谨而细腻的风格，遂使本书常发他人所不能道，视角独特，见解深刻。作者从《史记》中的“天道是耶非耶”一句入手，将其作为理解西汉至南北朝之间企图摆脱国家羁绊、拒绝埋没于体制的“士人”精神的锁钥，勾勒出中国古代士人努力把握命运、遵循自然情感而生的人文群像。

《中国古代文学》是白川静研究中国上古至南北朝时期文学的普及性著作。其书被日本中央公论新社收入文库丛书，是面向一般读者而不做艰深学术分析的著作。原书承接白川静性质类似的著作《中国神话》，共分《从神话到楚辞》《从〈史记〉到陶渊明》两册。

《士人与文学》

司马迁提出的命运问题，也确定了后世士人们的生存方式。

这一时期（汉魏六朝）的士人文学，作为直面命运的方式，围绕五言古诗这种自我表现形式展开，并收获了更多的表达样式。这些样式在陶渊明与谢灵运的文学当中，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六朝后期以后的文学，不再与命运问题进行残酷的正面对决，而是转移视线，更倾向于游戏性的发展，不久便出现了充满情绪性的唯美宫体诗。这类贵族主义文学，得以传承于隋唐之世，并逐渐形成了修辞完善的近体诗。

直接面对命运的问题，只有在权力机构与社会秩序尚未安定的时期才会出现。

以司马迁所处的时期为界限，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古代共同体最后崩塌的战国到秦汉时期，以及士人依据孝廉选举法，以地域社会为基础获取参政机会的汉魏以后。前者属于客的时代，后者属于士的时代。司马迁恰好站在两个时代的分界线上。他向客的世界提出的命运问题，因之同样适用于士的世界。

客乃是他乡人，乃是游民。春秋时期，客又被称作盗。盗，从字面意义来看，就是指违反族盟之人、遭到废弃之人。集结于孔子门下的，大多是来自他国的游民之徒，是被排挤出饱和的共同体的人，其中当然也包含了所谓“群不逞之徒”（《左传·哀公十年》）。孔门为助弟子踏上官途，施予教养，传授君子之道。这是因为列国扩张领土的过程中，古老的共同体组织急速崩塌，需要大量官员与管理者，来维持国土直辖化的管理体制。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农村荒废愈发严重，游民数量剧增。

到了战国末期的四君时代，僭主们各有数千食客，并引以自傲。食客一旦与僭主定下这种臣属关系，便被称为士。这种臣属关系大多具有任意性，即成为私臣。他们身为徒食之徒，为主君赌上身家性命的献身行为乃是立名之道，并以此受人尊敬。《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概属此类。

到秦汉时代，天下一统，多数食客失去了寄身之所。他们游走于闾巷，化身游侠，有乡邑经济基础的便成为豪侠之徒。侠可以看做是客的地域化产物。针对权力者，他引用《庄子·胠箧》篇中“窃国者侯，侯门仁义存”，认为王侯本质上亦与盗无异，并非绝对权威。司马迁自身也便属于客。汉高祖政权，从其形成过程可知，可说是基于豪侠势力之上而形成。

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招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并非为了昌明儒学。即便复兴了儒学，博士官也仅限于今文学派的十四家，不过是一经传授之学问。然而凭借如此学术之路，倒是一条发迹的捷径。这样一个信奉学问万能的时代可谓罕见。然而，所谓的信奉学问，绝非为了学问本身，不过是谋求通往利禄之道罢了。企图借儒学的名义谋求荣达、反倒陷入灾厄的例子亦是层出不穷。不久后，世间出现了借儒学之名篡夺天下之辈。图谋上演周公居摄模仿剧的王莽，便是这样一人。经学沦为利禄之道，成为隐藏种种阴谋的手段，王莽政权的失败不仅仅是因为无视农民疾苦，其未采取有效措施，将已在地方乡党获取巨大势力的豪族纳于权力结构之中，整个统治始终贯穿着意识形态上的自以为是，也是重要原因。

后汉光武帝在征伐群雄的同时，启用一系列文教政策，如兴太学，遇处士，登庸孝廉。重用孝廉选举法，取代了武帝以来经学一尊的局面。自此，崇尚名节之风兴起，迎来了吏治极盛的时代。然而没过多久，这一系列政策又不得不直面新的挑战。豪族通向政治的道路得以开辟之后，连年外征使得手握实权的将军家族化身为外戚，他们将宫廷视作囊中之物，施行后宫专政，导致宦官跋扈。凭借清议对朝政腐败展开攻击的党人与宦官之间的斗争，演化为重复着杀戮与下狱惨剧的凄绝死斗。种种政治斗争之中，饥饿不堪的民众在五斗米道信仰的组织下，发起黄巾之乱，最终在难以收拾的混乱局面之中，迎来了三国分裂的时代。

魏晋到宋的政权更迭，是一部手握军力之人夺取政权的武装革命历史。这场政权变更表面上遵从儒家理念，采用了禅让的形式，但实质上仍属于武装革命。这一时期的士人们不得不屡次直面新旧政权更迭产生的种种艰险事态。将自己置身于权力斗争之外的方式，无外乎是远离现实，即逃避于清谈的哲学谈议中；抑或是采取放纵的反礼俗行为，试图借此否定秩序。要之，就是逃离儒家理念。

士人们已经无法从儒学中学得生存之道。这无依无靠的荒凉氛围，构成了阮籍《咏怀》八十二首悲歌的基调。若说《楚辞》乃失神之悲歌，那么《咏怀》便是失道之悲歌。

即便如此，以陆机为首的诸位士人们仍然坚信自我贯彻，继续前行于各自的道路，最终死于非命。这些士人们并非殉道，而是深陷于泥沼一般的政争旋涡之中，无法脱身。

晋代的礼教主义不过是一种掩饰其篡政本质的手段，并不包含光武时期经学奖励的积极意义。

重新选择了作为否定儒家手段的老庄思想，竞相加入老庄玄谈。但是，他们并非要寻求发展新思想，他们只是试图将古典哲学适用于当世而已。

这一时代的士人只是将思索限于精神层面，无关生活，亦无关实践。对生活与实践的尝试，当属南渡后晋宋之际的陶渊明与谢灵运二人。

在江南的精神风土之上，将士人传统与风雅精神完美结合的文学应运而生。士人文学作为人与文学一体化的体现，即自我表现的文学形式，至此达到了巅峰时期。

注：

摘录文章均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策划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汉学家白川静《中国古代文学：从史记到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