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爆烈，不如说近乎浓稠未凝固沥青般的质地，内又不时传出刺骨凛冽的寒意，似乎作者竭力压制住那份勃然欲出的情绪熔岩，最终在焦灼的对抗中留下阵阵暖意。红作为底色贯穿始末，在象征隐喻中契合这份主体旋律。

言语同样质地浓稠，极具异质性：精神状态并不稳定的叙事者（沉陷于生的苦闷中难以自拔）和他游离不定的思绪（久远酷烈却无可回避的历史、充溢血腥暴力且被压抑机制不断篡改的少时记忆、黯淡衰朽落后凋敝的山林环境）随意介入叙述进程，复杂阴暗的修辞处理方式，令阅读宛如在荆棘遍布的衰颓小径中匍匐前行。不稳定的声音交错：被不观念修饰的关于同一事件的记忆接续敲击“真实之镜”，而在你来我往地不断补充过程中，将读者引向记忆的原点。

历史、家族、血缘关系的轮回投射下兄弟二人截然不同的处事态度被赋予某种宿命感，而一次又一次交流冲突根底上是寻求通往互相理解的艰难道途。主角鹰四被刻意错置于蜜三郎视线之下也正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总的来说，通过鹰四之死，蜜三郎最终释怀并真正理解了他的行为和觉悟）。而为了赋予这种奇异感，大量历史材料、民俗文化与乡村野语都被纳入其中，更进一步令文本充实（实际上是饱胀）。

鹰四的行为究竟是出于改善山民生活的宏愿还是出于缝合个人创伤经验实际上已很难辨识清晰，追随蜜三郎的想法，“暴动”显得螳臂当车，满是徒劳，鹰四在其中更像是充当了流氓无产者的形象，他的暴力行为也令人不满，然而正如最后的清算，市场售价上升但青年却获得了在社会中发出声音的机会，其举动客观上也难说是徒然。在整个过程中，蜜三郎试图居身事外，他不相信一切会得到改变，反而暴行终将招致更多暴行。说到底两人的差异更像是行动者与理论家之间的差别，而大江对蜜三郎的错误宣判的处理多少也展现出他对理论家自认为清醒与清高的怀疑。但蜜三郎却不因此成为被否定的对象，相反，他面对暴行本身的厌倦与警惕正提醒人们奋起反抗与主动施暴的边界是何其含混，而人们又是何其容易从正义的一方悄然滑向不义的一方。

实际上，主要情节“暴动”以及核心记忆“s兄之死”都深刻浸泡在历史的漩涡中，面对朝鲜人的态度本质上也与二战密不可分。问题却在于，山民如何轻易地遗忘了那些本不应被遗忘的记忆，这一点正是鹰四与蜜三郎围绕记忆展开的不断修改辩护这一情节所意图映射的。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战的发生促使兄弟走上不同的道路形成不同的性情，而无论是鹰四还是蜜三郎都无疑是“已然损毁之人”，这种影响甚至作用于更下一代身上（阿仁的孩子和蜜三郎的痴儿）。从这一角度看，鹰四显然代表遗忘战争（或说将之美观化——主要是民族勇武）并试图尽快摆脱这一历史因素的影响之人（山谷的衰颓被隐而不显地归咎于战后的衰败）；蜜三郎则代表着反思战争之人，相对于主流，他们无疑是不合时宜者，但也因此而陷入彷徨无定的苦闷之中——小说中主要表现在不可回避的外来影响和本民族迅速摆脱战败寻求自强之间的矛盾。而大江择取后者为叙事主人公不仅表露出他对两种态度的抉择，也显示出他个人对民族国家去向何方的摇摆不定，这一点无疑与鲁迅相似，而对山民看客庸众式的摹写则更是与鲁迅笔下典型形象相重合。

总的来说，这是一本深刻且真挚剖析的作品，大江建构的世界仍旧不脱离日本现代作家笔下的阴翳、颓败，但显然更多油画质感般的浓稠和剧烈，近乎被压抑的音爆震烈开来的器官所造成的血肉模糊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