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这是我所接触到刘震云的第三部作品（如果只把《一九四二》视为一个中篇的话），一如既往，你很难在他的作品里找到特别多精细的描写和短小精悍的“格言”，因而在挑选摘录的过程中，相比《推拿》的繁重，《我叫刘跃进》就和它的主人公一样，显得朴实且简单，可谓是“话糙理不糙”这个说法的一种典型。当然，我这里的意思是从根本上来说的，毕竟你很难真心实意地将一位把诸多势力绕得团团转的农民工称之为“单纯”，正如杨志对他所作出的评价：“为了大事胆小，为了小事胆大；为了别人胆小，为了自己胆大”，刘跃进的这种机敏正出自对自身所处的危急状态的重视，这也就决定了这种表现不过是一时之举，它无法持续地笼罩在他的身上。

既然我们从人物说开了，不如就着这个话茬接下去。早在刘震云90年代初写就的《单位》《一地鸡毛》中，我们就已经领略过他那种把握琐碎生活的能力——这是一种基于不惧真实的态度而一点一点将生活的本真面目给你我剥茧抽丝开来的能力。在叙事的过程中，他所择取的笔调往往具有一种调侃式的风趣，或许我应该称之为一种另类的“群众式语言”，因为其中毫无生僻词汇也并未出现任何复杂/欧化的句式，并且摒弃了当时多少有些“故作高深”的“先锋调调”。正是这样一种形似口语的语言最终成为他进入现实书写的语言形态。对于读者而言，它不仅亲切而又显得生动质朴，并且因为是大量的短句，所以显得简短且富有力度。这种语言风格被他继承了下来，直到后来回归现实书写后，仍然在不断地被加以运用。

刘震云偏好小人物，无论是《塔铺》中的考生，还是《一地鸡毛》中的公务员，再到后来的司机牛爱国，他笔下的主要角色清一色是小人物，但这并不会成为他书写的束缚，相反，他总是能够通过这些生活中最平平无奇的人物，掀起一阵阵波浪，从而牵扯出各式各样三教九流的人物和五花八门的事件来。可以说，人物择取上的偏好同作者所擅长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和谐的统一”，这些人物身上发生的事情同他们的语言一样，显得稀疏平常而并非文采斐然，这也意味着从他们口中不会蹦出那些诘屈聱牙的词汇来，这种平凡以及因其而显示出的流畅和亲切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刘震云书写的基石。

至少，就《一句顶一万句》和《我叫刘跃进》而言，刘震云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人物形象，这都是些极富市井气的角色，而在《我叫刘跃进》中，这些人物又多出了些江湖气。不难理解，这是因为他们特殊的身份。贼人、匪帮、并不那么“黑”的黑社会，随你怎么叫他们，无论如何都可以确定的是，在作者笔下，他们构成了一个身处社会隐暗部位的“江湖”，这就成为这部小说得以确立起其独特性的另一重要原因。刘震云在“故乡”系列之后意图重新回归现实书写，但他的精妙之处正在于，他所选择的这种现实在大众视野下具有一种陌生性，这就赋予《我叫刘跃进》一种先天的读者吸引力。

在阅读完整本书后，相较“有价值”，你或许更倾向于选择“好看”这个词作为对整部作品的第一评价。是的，这是一本好看的书，除了刚刚我们已经提到的易读的语言、有趣的角色，构成这部小说“好看”的原因，还在于它所涉及到的元素：巧合、不为常人所知的社会势力、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所带来的“吸睛效果”以及那不容忽视的，将这一切纽结起来的叙事手法。

有一种论调认为，刘氏实际上是在用“讲古”的方式来讲故事，它汇聚了众多民间声音所喜好的因素，而且以巧合和偶然作为推动故事进程的关键方式，这无疑构成了一种提示，即小说本身与中国古典小说之间的关系。在读完《一句顶一万句》之后我多少觉出些说书讲演的形式感，这种承继了古典白话小说特质的书写面貌同样在早于《一句顶一万句》完成的《我叫刘跃进》中得到了体现：从化名上，青面兽杨志、杨玉环、袁大头的命名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刻意嫁接的结果，从这种戏仿的称谓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寓于其中的讽刺意味；而在叙事上则多次出现叙事者论说、帮助读者理清故事情节的情况，这种对此前发生事项的“重复”多少有种“上回书说道”的意味。笔者认为尤其需要注意这种“重复”，可以说它构成了整个故事叙事脉络/结构的某种补充。

在《推拿》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以人名为章节名称的“编织方式”，这在《我叫刘跃进》中得到了更为明显的体现。如果说毕飞宇的写作目的在于尝试还原盲人群体在当代的一种生存境况，其关注的核心并非故事本身，而是位处其后的那种更深邃的内容；那么刘震云的目的就更为纯粹——讲好一个故事，当然，之所以这部作品仍被认定为严肃文学，而非通俗文学，其背后所体现出的旨意是不容忽视的，但必须要指出的是，这种旨意是完全依托于这个故事而存在的。换句话说，《我叫刘跃进》与《推拿》的不同之处在于，刘震云把心思都放在了讲故事上。当毕飞宇用人名编排章节的时候，他所需要做的更多是以这个人物为叙事主体，讲述发生在他/她身上的故事，继而通过时间或是空间的转换，将这些人物汇聚到“沙宗琦推拿中心”来，即他所刻画的是群像。而当刘震云用这个方法编排这本书的时候，除了要兼顾到让作为本章节名字的那个人成为本章节的核心，同时也要想方设法把这个人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接入到整个故事的进程之中；换言之，在《我叫刘跃进》中，每章发生的事情仅仅是那件最核心的事情所拓展出的“枝蔓”，这样一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每一条支线穿插进不断延展向前的主线之中，可以说，构成整部小说“好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刘氏在很大程度上处理好了这样一个问题。他选择的正是从古典白话小说中吸取经验。

整个故事给人一种“散点透视”的感觉，事件同时在多个时间、地点，在不同的角色身上展开，由此牵扯出多条线索，例如刘跃进丢包、找包，最终找到了杨志同杨志偷包、被抢，最终寻找三个甘肃人这两件事，它们先后发生又有部分重叠，而之后的叙事则分别以刘跃进、杨志为主人公继续往下延续。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首先是人物进行了细胞分裂式的拓展，紧接着由这些拓展出的“点”（即人物）在同一时间里进行着截然不同的经历，从而构成多条位处不同空间、但时间有先后重合的“平行故事线”，正是这些交叠的“线段”将发生在不同人身上的不同事件联系了起来，而促成这种联系的则是刘跃进丢包和捡包这两件先后发生的“主线事件”。因此，整个故事大致形成了一个“镜框式”结构，即多条线索从起始处的唯一一个点（刘跃进丢包）出发，沿着第一个镜框进行拓展，最终交结于中间的梁架上（刘跃进捡包），继而再分开来，最终汇集在第二个镜框的纽结点结束（U盘被找到并上交）。

可以说，笔者在此处作出的奇怪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刘氏在创作整个故事的过程中所采用的复杂叙事结构，正是对于这种结构的使用，拓展了整个故事的层次感和丰富程度。以不同角色为主体发生的不同事件，经过某些阴差阳错的巧合得到了交汇，从而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这样一种写法取消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平铺直叙，它提供的是一种由从不同地点出发却能够巧妙汇合所带来的惊喜感，并且随着故事的深入，在小说后半部分描写多方势力追捕刘跃进的时候又不乏紧张刺激的感受，可以说，这一切在令读者耳目一新的同时，也避免了现实主义文本身上常常出现的单调和千篇一律。因而在这个方面，《我叫刘跃进》获得了超越通俗文学的美学品质，从而弥补了语言层面过于突出的平白和单薄感。

判定“好看”的最后一个依据是这部小说的题材及情节。这是一部布满了各式各样巧合的小说，可以说巧合和事后解释的多次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真实性，并赋予了它一种浪漫主义式的传奇特质。是啊，怎么会那么巧呢？偏偏是偷了刘跃进包的杨志丢掉了那个令所有人紧张不已的U盘，又偏偏是跟踪杨志的刘跃进捡到了它，甚至整个事情还偏偏就与刘跃进所在的工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世上怎么就会有这么巧的事呢？但正如夏商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那样，“有些真实发生的事连小说都不敢这么去写”，这些看似非现实的事情在当下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却又真的有可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这样看来，刚刚采用的“浪漫主义式传奇”确实是一种不那么贴切的指称。但有一点笔者需要说明，即我个人认为小说中出现的巧合应当被认定为是作者虚构的产物，而考虑到在结构上作者采用了一种现代主义式的结构，这些刻意安置的巧合就成为一种对故事中人物人为的干扰。刘震云在对这些巧合的塑造中终于露出了他的“獠牙”：刘跃进丢包和捡包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现代人不断被逼近“临界状态”的过程，而同时发生在相对重要的杨志、严格、瞿莉、马曼丽身上的也是这样一个“每况愈下”的过程。

是的，生活的坍缩和崩溃就是那么的简单，很可能仅仅源自一次随机发生的不如意。刘跃进丢了包，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被认定为丢掉了自己生活的“根基”；杨志被曹哥“诈骗”和韩胜利被新疆人讹诈也是跌落“生活谷底”的表现；不仅仅是这些底层的贫民，即便身处高位，生活也并不会因此而宽赦任何人：严格陷入破产困境，却又接二连三地在事业和情感上失利正是对此最好的印证。他们一个个都在命运面前苦苦挣扎，刘跃进不断寻找自己遗失的背包、杨志和韩胜利则不断想方设法偷钱还钱，严格开始打上了敲诈勒索的算盘，但问题在于，他们越是在生活的泥沼中挣扎、扑腾，最终却陷得越深：刘跃进捡包被多方人马追踪，杨志被甘肃团伙抢劫，严格赔了夫人又折兵到头来还是找不到U盘甚至惨死人手。一切都显得那么无助，但刘震云却是用他惯常的幽默轻松笔调进行书写的，那些近乎无厘头的“乡下人”、“无知者”对话显露出的是一种对自我境况的不自知，是一种明知希望微薄却还在不断地挣扎着想要握住最后那点光亮的举动。至此，我们可以说刘震云描绘出了当代中国人的一种存在状态——它是荒诞不经的，但却仍旧令无数人为之折腰。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加诸荒诞之上的荒诞。

但刘氏更深刻的地方在于，除了对这种荒诞状态的揭示，他还意图揭示当时国人所面临的精神问题——无论是穷苦如刘跃进还是富贾一方如严格，他们都还是在不断地对金钱孜孜以求，可以说，正是因为对于金钱近乎疯狂的执念，才将这些人物一步步引入荒诞的泥潭。这是一种极端的拜金主义和金钱至上观念，它搅得整个社会不堪其扰。除此之外，刘震云堪称大胆地延续了他此前创作过程中对权力问题的关注，在这部小说中直接指斥了以权谋私的贪腐现状，这无疑具有一定的先见性和强烈的批判性。是的，权力成为整部小说中位处最上层的事物，严格的那句“有钱人，在有权人面前，也就是只‘鸡’；就像‘性’在钱面前一样，不是人在找‘性’，而是‘性’脱了裤子找不到人。”无疑是最好的抨击。在权力面前，金钱显得一无是处，有了它便能够呼风唤雨、制霸一方，无论是贾主任也好还是曹哥也罢，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已经令他们成为了一种畸形的存在，最基本的人权似乎可以被他们随意践踏，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下杀手。这是一种惊人的现象，手握这种权力的人不仅将他人异化为非人，也将自己异化为非人。在这种状态下，当代底层百姓不仅需要忍耐命运的苦痛，同时也需要忍受位高权重者为自己的利益而施加给他们的苦痛，这无疑是在对本已恶劣至极的当代人生存环境施以另一种赤裸无比的暴行。

综上所述，在这部“好看”的作品中实际上蕴含着作者极为深刻的思考和社会批判意识，它通过那种朴实的语言和遍布巧合的事件展现出来。如果说，“好看”是一种基于大众话语的判断标准，那么“好书”就是一种指称能力更强的评判语词，在很多时候，“好看”会被纳入后者的指称范围，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好看”又不是“好书”所必备的条件。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指称类型，“好看”代表着一种审美倾向，而“好书”则是从效用层面进行判定的，并且前者在当代语境中自然而然地被大众话语所接纳，因而当我们站在一个非个体角度去说一本书“好看”的时候，它往往是一种大众性的“代言”；同样的，当我们认定一本书是“好书”的时候，言下之意必然带有一种由“获得”引发的“满足感”，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好书”的评价标准要更加复杂也更富“用”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这部容纳了传统白话小说通俗性特征、贪腐官场小说元素和纯文学批判意识及现代主义写作方法的作品难能可贵地达成了“好看”和“好书”的统一。

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我们的文学在“雅俗”之间实在徘徊了太久，面对学界和普罗大众相隔一个多世纪的阅读标准而言，我们的作家始终在不断地寻找着如何令天平两边平衡的方法。是的，似乎只有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从古至今便认定了“雅俗共赏”这个审美标准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当当代中国文学走到现在这个阶段，对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关系和两者分别应该位处的位置却仍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经过了90年代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萧条后，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这样一个议题，即如何将雅与俗结合起来。幸好，我们的作家在不断地努力着，无论是韩少功、余华、苏童这些文坛宿将还是晚生代、七十年代作家们都在不断地探索着。刘震云在这里给我们的答案似乎同卞之琳、张枣等诗人早就在尝试的一样——回到传统，尤其是中国古典的传统。当我们风风火火地一路追赶上了西方思想界之时，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正是这样一个宏大而复杂的问题：如何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上树立起中国文学的坐标？在某种意义上，“重归古典”是一种值得我们的作家不断关注和尝试的路径，这是一种根本上建构起自身特性的方式。也正是因为这些古典的传统具有十分鲜明的大众性，对“雅俗共赏”方式的追寻也终将难以绕开这一步，因而可以说，《我叫刘跃进》是一次堪称成功的尝试，它的出现标志着“好看”和“好书”之间的缝隙正在逐渐“贴合”，并且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评估二者关系的一个颇具分量的依据。

文摘

  •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说得起话的人，一种是说不起话的人。说不起话的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就把自个儿绕进去了。话是人说的，为了一句话，能把人绕死。

  • 话没用没啥，说了过头话，事后又得承担这话的后果，事就大了；如果承担得起没啥，你又承担不起，因这承担不起又会节外生枝，事情就严重了。但过头话都是痛快话，人激动起来爱说。

  • 四十岁之后，严格发现中国有两大变化，一，人越吃越胖；二，心眼儿越来越小。按说体胖应该心宽，不，胖了之后，心眼儿倒更小了。心眼儿小没啥，还认死理，人越来越轴了。他伺候的是一帮轴人。

  • 过去认为幽默是说话的事，后来才知道是人种的事。幽默和不幽默的人，是两种动物。

  • 人说他幽默。他渐渐也不幽默了。不幽默并不是幽默不好，而是因为幽默，严格吃过不少亏。周围皆是小心眼儿的大胖子，不管是生活，或是生意，皆是刺刀见红。水该一百度沸腾，他们五十度就沸腾了；水该零度结冰，他们五十度就结冰了；他们的沸点和冰点是一样的。本来是一句玩笑话，待朋友翻脸后，或没有翻脸，仅为一己之私，会把上次的玩笑，下回当正经话来说；时间一变，地点一变，人的态度一变，把同样的话放到不同的环境和气氛中，这话立即就变了味，一下就将严格置于死地，无法顺着原路回到原来。话的变味，比朋友翻脸还让人可怕。由此带来的拧巴，比人穷不走运还大。

  • 不喜欢跟这些人说话，但话每天又得说；话不是不能这么说，只是觉得话越说越干涩，就像日子越过越拧巴，就像老婆整天说自个儿身上疼、眼干舌燥一样，就像发动机缺机油在干转一样，这日子早晚得着火。机油，你哪里去了？

  • 古风存于鄙地，智慧存于民间；有意思的事和话，都让那些胖子就着鲍鱼和鱼翅吃没了；仅剩的一些残汁，还苟活于萝卜和白菜之中；奴隶们创造历史，毛主席这句话没错。

  • 穷时的萝卜白菜天天非吃不可，没吃出个滋味；现在家里的萝卜白菜又做得太精致，用小铞吊着，下边点着火，像个摆设；唯有工地食堂的萝卜白菜，大锅熬出来的，萝卜白菜众多，炖得拥挤，炖得比别处滚热，炖得比别处稀烂，有一种混合和众人的味道；就两个热腾腾的大锅馒头，或泡着米饭，不但吃舒服了胃，也吃畅快了心。

  • 交朋友，还是要从低位交起；等人家到了高位，已经不缺朋友，或已经不讲朋友，想再交就晚喽。

  • 贵人不是笑眯眯自动走到你跟前的，世上不存在守株待兔，贵人是留给对人有提前准备的人的。

  • 十二年中，严格有个深刻的体会，在钱和权势面前，人都不算什么，别说一个“性”了。不是人在找“性”，是“性”脱了裤子找不着人。

  • 啥是贼呢？贼偷人不叫贼，贼偷贼才叫贼呢。

  • 为什么要当贼？是因为能忘记烦恼。

  • 有钱人，在有权人面前，也就是只“鸡”；就像“性”在钱面前一样，不是人在找“性”，而是“性”脱了裤子找不到人。

  • 严格和瞿莉严肃地谈了一次。严格年轻时认为，判断夫妻吵架的大小，以其激烈的程度为标准。小声，还是大声；吵，还是骂；是就事论事，还是从这件事扯到了另一件事，从现在回到了过去，将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全抖搂了出来；或从个别说到一般，从一件事推翻整体；又由骂到打、踹、撕、抓、咬，最后一句血淋淋的话是：

    “操你娘，离婚！”

    严格年轻时，也和瞿莉这么吵过。瞿莉年轻时文静，但文静是平日，吵起架来，并不违反吵架的规律。严格发现，不仅严格，周围的朋友，都这么吵。严格过了四十岁才知道，这么吵架，这么判断，由这么判断，引出这么吵架，太没有技术含量了。真正的激烈，往往不在表面；骂、打、踹、撕、抓、咬，吵完后，竟想不起为什么撕咬；待过了这个阶段，遇事不吵了，开始平心静气地坐下来，一五一十，从头至尾地讨论这事，分析这事；越分析越深入；越分析越让人心惊；谈而不是吵，出现的结果往往更激烈。大海的表面风平浪静，海水的底部，却汹涌着涡流和潜流。谁的私生活中，没有些涡流和潜流呢？表面的激烈是含混的，冷静地分析往往有具体目的。这时吵架就不为吵架，为了吵架后的结果和目的。激烈是感性的，冷静是有用心的；人在世界上一用心，事情就深入和复杂了；或者，事情就变了。这个人在用心生活，证明他已经从不用心的阶段走过来了。有所用心和无所用心，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二者有天壤之别。

  • 天下不是一个坏人，天下乌鸦一般黑；而为了一般黑去抓乌鸦，或者为了这帮乌鸦去抓另一帮乌鸦，老邢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