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送快递》读后
透过文字递出的是真诚的心,很少能在当下读到如此真挚的作品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才是所谓底层写作的真实面貌,没有哗众取众的题材和卖惨,没有炫技与无病呻吟,更没有以往那些悲天悯人、高高在上的启蒙姿态(并不是说不好,但至少要看作者本身是否有资格这么做),在脱去了对纯文学与超文学的执念过后形成的其实是真正可触摸的文学之核。
在种种备受压抑的工作环境里长期保持抽离的旁观者视角,反思触及被工作异化的个体、令人难以接受的工作本身、作为对立方存在的“上帝”(消费者、被服务的对象)甚至摄录身处其中的自己。虽然堪称清醒的打工者,但却又不争;明明操持一套工人话语,却又通过写作寻觅自由,一个在日常生活中矛盾的思考者形象由此浮露(这与那个打电话投诉他并自称打工人理解打工人的收件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想书写本身对于胡安焉也是一种寻回自我的方式,是将自己从思绪万千纷乱不止的“深海”中打捞而出的努力。在他的写作中,能看得出一些思想的碎片被逐渐拼为整全,而那些思辨性的言论也至少道出了许多人难以表述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工作中感受到的最朴素的感情。更令人感动的是,那些对于自己行为的反思,冷静地抽出自己受到异化的部分,也抽出那些自己性格、处事中的“缺点”(实际上正是这些缺点能让他坚持写下去,也因此才能让我们看到本书),这种对自己的揭露非但没有以一种俗见的底层形象示人,更没有选择博人眼球(虽然商业运作,例如对书名的择取确实存在这样一种意味,但其实还是被写作者自身所抵消了)的刻奇书写,确实难能可贵。
而在飘摇的十几份工作中一点点寻找自己所需的“稳定”,在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几乎自觉地游走在社会的边缘,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对于当下而言,这是幸事亦令人觉得可悲。
“在我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里,这个世界的运转依靠的是公平合理、巨细靡遗的规则,而不是人情。人和人之间不需要建立任何交情,只要共同遵守规则,就可以高效地处理各种事情,每个人也可以过得舒适自如。”
“他们教我的处世之道,在这个社会上根本行不通。他们从不鼓励我去追求,而只训诫我要克己。他们告诉我不对的事情,现在人人都在做,可是社会并没有惩罚他们而奖励我,反倒是奖励他们而惩罚我。”
“我生气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被冤枉,以及平白增添的麻烦。或许还有对所有我不认同但不得不接受的不公平、不友好、非人性的规则和条件的不满。但我不能把气撒到她身上,否则我对她也是不公平、不友好、非人性的。”
散落在各处的洞见闪烁着微光,烛照被晦暗的工作染黑的幽夜。透过它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写作者的不满、自卑、愤懑、淡漠、自省与追寻,也正经此,我们看到工作中的自己——被改变了的亦或原本就是如此模样的自己。
其实我也是有不满的,这种不满就跟读完《金榜题名之后》的自己一样,一味地通过文本寻找共情虽然能够让我们一时间脱离麻木,但这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当下的现实?这种怀疑仍将存在,可也许确实应该承认存在另一种庆幸:
写作者本身的反思及其所带动的阅读者的反思(尽管可能微乎其微),也确实如胡安焉自己所言:“这种变化并非在一瞬间发生,不是在当时就完成了,而是像播下了种子,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缓慢但坚韧地扎根、发芽”。我想他的写作不仅是对自己的这种变化的梳理,更是想通过自己来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种变化的可能:即便微乎其微,即便许多年后可能还是未能破土而出,“但这并不要紧,因为对它的追求比对它的获得更可贵,而且这对所有人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很可贵——它就像理想和信念,是我们生命的支点,而不是内容。”虽然这里他指的只是自由,但其实其它的许许多多也是这样。不过能够如此的前提一定是因为我们有了,以后也还能够继续看到一个乃至更多的类似胡安焉这样的写作者和个体,而不是别的什么。小李老师说“要敢于去相信”,我也终于能够更进一步理解这句话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