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白描刻写三和群像，行文试图保持客观，末章从整体层面加以系统化的把握。在这里存在着一个观察与被观察/看与被看的关系，他笔下的三和青年最经常以冷漠的看客形象出现，但在观看冷漠的看客的审视者那里这种审视又带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启蒙者姿态。当然这也可能是写作体例的限制或是谋篇布局的安排所导致的。但难以消除的是行文过程中流露出的鄙夷。我想研究者始终难以进入三和青年的内心世界，难以理解他们究竟背负着什么又为什么最终选择逃开（从采访的内容看，他有在努力让自己“置身其中”）。这里其实存在一个不得不指出的问题：学院教育与大量专著能够让我们在很快的时间内对许多事情有所认知并消化理解，但实际上我从自己的经历中真切地体会出一种差异来：即对事件的理解——可能更多时候是基于理性的、间接的方式获得的，与对事件的感受——则可能更多是基于感性、直接的方式所得——在这里我主要强调它的切身性，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而且有可能会造成一种冲突——它迫使你在二者之间做出抉择。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回到文本之中，其实就不难看到研究者还是认为三和青年的困境咎由自取的成分更多（“当他们将一切挫折归结于自己缺乏社会资源时，事实上，他们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自己摆脱了对社会、对家庭，甚至是对自身的责任要求，才真正陷入无援之境。”），他认为他们应该自己想办法解救自己而不是依靠其它（“当自己无法组织起来合理合法抗争的时候，谁又会真正关心他们？”）。换言之，这在某种程度上仍是一种“指责”。但我们也可以对这种“指责”加以分析：作者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观念？是因为他对弱者的偏见？是因为他深知在当下只有靠自己的改变才能脱离这种困境，因为社会被改变是很难的？还是因为他相信个人的力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认为问题主要由个体自身产生的也能由个体解决？很难给出一个恰切的答案，但在第七章中他对三和问题的分析确实表明他深刻地意识到整个问题的复杂性：“三和青年群体的出现背后凝结了经济社会制度、城市管理模式、代际文化差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城乡二元体制与一味强调维护传统的深远影响在此通过三和青年这个极端个例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如他所述，三和青年此前的身份多为留守儿童、农民工，对这后二者社会中其实存在长久的污名化与问题化（这两个词的差异在于前者本身就是被否定的，后者虽更接近中性但如果站在外部角度看则同样是一种社会失常的表征）。基于这种长期存在的事实，作者在前六章的描述与议论中确实没能更多体谅三和青年们所面临的困境，其实从这个角度看，作者确实真正“进入”过三和青年的生活，但终究还是只能做到一个“外来的内部人”，而当他完全从“田野”的环境中脱离回到一个理性化、学术化的分析角度，他就能够确切地把握非个体因素对三和青年的倾轧（第七章）（我在此处的一再苛责确实与我自己未曾亲身经历有关，但也与我从文学角度出发的思考方式有关，我想如果是自己的话或许也很难比作者做得更好）。他的洞察可谓一针见血：“往大处说，三和青年的出现，是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处于产业链底端，备受国际资本剥削形成廉价工厂的仍在延续的负面后果之一。往小处说，是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在青年代际人群身上的显现，且社会发展的滞后还会存在下去。”在这种概括下，留守儿童、城市低端人口与教育问题得到凸显。在这里，现行城乡二元体制与教育体制二者遗留下的问题互相纠缠，又一次造成了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既然知悉这个现实，那我想更应该追问的就不再是三和青年如何没能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如何脱离了常规而自暴自弃陷入一个无可挽回的边缘地带——沦为一个“废人”，而是他们为什么明知可能发生的结果也要主动前往三和。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匮乏是如何一点点蚕食陷入其中的个体的（“他们改变命运的欲望低到了极限，在长时间的挂逼状态下，买彩票、赌运气只要能见到‘回头钱’就心满意足”——连做白日梦都是小心翼翼的），只是此处，匮乏已经不再是对问题的解答，而成为了另一个出发点，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匮乏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如果说刘恒通过对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乡村、城市书写揭示出当代中国人的匮乏状态，那么何以时间过去近三十余年，这一状况在深圳——这个全国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仍然存在？我想这绝对不是通过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式的归约——“匮乏作为一种存在状态”就能解释得清的，甚至在我看来，妄图通过这样的解释来化解对问题的追问本身就是“无知”的。（之所以添加引号出于两种考虑：一、满足于此种解释的人的确对这一问题没有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无知”是一个中性词，因为无法否认每个读者的阅读差异以及生活经验差异，这些具体的差别都会使理解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我们无法苛责。二、另一类人则是真的抱持着让人相信这种解释的希望，换言之，就此打住与让其他人也都就此打住是他们的真正想法。）我想真正愿意尝试揭示这些的研究者确实还是少了一些（令人欣慰的是，本书的作者正是其中之一）。
同样需要尝试去理解的还有三和青年的极端化，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对此作者的分析已经十分透彻），更体现在他们的思想上：“在没有其他收入支撑基本的生存时，任何人都会改变大众所认为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再正常不过’的想法，就会认为自己的努力全部被剥夺了，深感社会不公”，这种思维方式颇具典型性，尤其在当下可能更为广泛，但确实会被视为“疯癫”或带有“反社会倾向”（这件事本身就很有趣：一种趋向极端的思想成为一股搅动舆论并受到广泛认同的思潮，并且被广泛地污名化）。在我看来，这一点其实是令人颇为费解的。我想我们自接受基础教育以来到脱离校园之后所获得的信息其实都在不断向我们强调一种观念，即当今的美好生活正是由前人用鲜血争取自己的权益所换来的，其潜在含义其实是对革命/抗争行为合法性的确证（当然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种确证与合法性只能在一个对象那里获得法律效力）。倘若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地认可这种观念并为它背书，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完全因为个人因素而跌落的个体为什么不能选择类似的言说方式、行为方式呢？回到作者在前几章的议论中所表露出的那种对三和青年的批判上：“在平时讨论如何翻身、如何成功的时候，他们大多把人生艰辛归因于社会的阴暗，抱怨缺少后台、背景和关系，很少有人检讨自己对学习的抵制和妄想不劳而获的态度。”对此，我们其实也能够轻易看到其所忽视的某些重要环节：或许他们本身就没有自我反思的能力？亦或许他们正是因为知道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抵达所谓的“美好生活”才会选择不再反思，也不再努力？换言之，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所抱怨的那些后台、背景和关系的过度畸形才促使他们无力走出绝望？这些都是我的臆测，但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并不是所有人在陷入逆境的时候都能找回足够的力量让自己重新站起来，而我们似乎看过太多重新站起来的人而对于陷入无力再也无法站起来的人理解得太少了些。我想在此出现的龃龉可能只是我们精神分裂的当代生活中的一个症候。
问题的复杂性并不在三和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而在于作者提供的解决方案本身其实也存在着问题。研究者指出“教育是为数不多的社会能够帮助农村青年选择人生的最重要手段，也是一劳永逸解决三和青年问题的关键所在。”“教育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生产符合工业和产业发展的劳动者和职业群体。在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需求的教育体系下，广大农村青年能够选择的出路并不多，而此刻需要做的是通过教育系统的全方位改革，让农村青年有更多的机会选择命运。”但我想《金榜题名之后》《县中的孩子》等作品让我们意识到，或许正是教育体制自身的难以改变（或许更多是不愿改变）才使我们难以看到整体改善的希望。在这里，教育体制的遗存问题与城乡二元体制的弊端拧成了一个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