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为准备学年论文过程中进行的材料梳理工作的一部分。文本引述内容均引自201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洱作品系列·问答录》一书。本文不涉及作品分析，不涉及学界学人观点，仅据作家自述梳理，不具有任何可参考性。

李洱将自己的写作“划分在个人性写作的行列中”，在他看来，个体言说对于文学而言具有某种本质性意义：“任何时代的写作（真正的写作）都是从个人经验出发的，这个问题就像‘1+1=2’一样简单。”文学“最主要的意义，好像就是要给我们提供一种个人的视角，个人的观感，一些以虚构面目出现的纪实性的片断，一些带有某种异质性的经验。”这种书写因“贴近个人经验，逼近存在的真实困境”而被打上了“真实”、“富于人性”的烙印。

而这又同他一直以来对写实的强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他看来，“小说应该想办法激活它与现实的联系，不然小说的存在意义就很可疑。”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写作对他而言就是一个还原真相的历程：“它的人物、情节是虚构的，但最后创造出来的却是一个真实，符合历史的真相。”但李洱也同时强调这种真实并不是经典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所强调的用文字再现现实生活，在他这里，真实既要紧贴个体的经验，又要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自己对当代写作的期待：“我渴望看到这样的小说，下笔就有人，这个人无处不在，他时刻处于公众经验与个体经验的缝隙之中，处于一系列悖反的经验之中”。这份表述似乎能更好地说明他心目中“真实”的面貌。

为了达到这种真实，李洱认为一个重要的方式即是在小说中顺利地建构起一套读者与作者、现实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他曾明确表示：“小说应该成为一种特殊的对话方式，一种对话的容器，一种设置了和谐共振装置的器皿。”这是因为“小说的整个生成过程，都离不开公共空间。一篇小说从写作到发表到被阅读，就是一个公共空间形成的过程。其实再往前推，在写作之前，作家之所以决定要去写这个小说，也是因为受到公共空间的触动、刺激。”

这里涉及到的正是一个由个体经验的真实到文学抽象后可被广泛认知的真实的过程。在刚刚引述过的李洱对当代写作的期待中其实还有这样一段文字：“作家与这个人物、人物与自己，以及作家、人物与这个世界之间，构成一种复杂的内省式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内省关系的构成正是借助了他所意欲建构的“对话关系”：当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表现出了对文本所呈现的“真实”（或说“异样的真实”）的“不适应”时，“他也会在对文本所提供的不同的意识层面的比较中去思考他为什么‘不适应’，小说为什么要提供这种‘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对小说，对读者自己有什么意味？”此时，作者与读者、客观现实与文本现实之间的“对话”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那么这种“真实观”由从何而来呢？参阅李洱的诸多叙述，不难发现，与其他作家或批评家一样，他对当下的文学乃至整个时代的精神底色带有一种忧虑。他认为我们身处于一个混乱不安的时代，在这里“一切都乱套了，各种不同层面的事物像三明治一般被挤压到了一起”；生活“变化得太快了，礼崩乐坏，分崩离析，让我们目不暇接”，它的“巨大浊流几乎将所有人裹挟而去，而去往哪里，却没有人知道。”在这样一种处境中，以往的任何写作经验都无法对之做出恰如其分的表达。这还不算完，基于上述认知，他提出“当代人其实是生活在别人的话语之中，生活在大众传媒之中”的，即人们所把握的“是一种关于经验的经验”，“一种间接的直接经验，或者直接的间接经验。”在这里，他不乏洞见地揭示出一个令人会多少感到有些不寒而栗的现实——当代社会中的个体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我的“真实性”，他的那句“我们无法从内脏的蠕动看到生命的歌哭”正是对这一现实不无沉痛的断语。也正是在这种境遇下，李洱指出我们时代的“写作者真的就像一个孤儿”，只能在这种充斥着悖谬性与荒诞感受的当代生存境遇中一点点儿摸索着前进。

在明确了李洱对整个时代的看法之后，我们似乎也就能够或多或少地理解他对真实如此重视的原因：通过内省以及紧逼个人体验得到的“真实”在作家这里并非是幽闭自足、拒斥外界的，它被视为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因而这种书写具有了“一种穿透虚假经验的能力”，并由此“避免了平面化”，“在不同声部的悄悄对话中，逼近经验的真实、存在的困境”。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李洱赋予了其创作两种底色——一是持续不断的怀疑主义倾向，另一种则是积极应对虚无现实的存在主义态度。

首先我们来看他写作中的怀疑主义倾向。李洱自称“有底线的怀疑主义者”，他“用怀疑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包括怀疑自己的怀疑”，但却对“人类的基本价值观，不敢、不会多加怀疑”。他认为怀疑主义者“总在寻找意义，他观察、游移、体认并试图说出不同的价值之间的差异”，其“价值观就孕育在他所说出的那种差异之中”；他们“生活在复杂的时空内，历时性变成了共时性，共时性在他们心中又是历时性的。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知识的缝隙之间，时刻体验着知识和文化的差异、纠葛，并在那时空、缝隙、差异和纠葛中探寻意义和意义的依据。”笔者认为，正是由于这种观念导致他在书写《午后的诗学》和《遗忘》时采用了那种非线性且颇显琐碎的叙事方式，在这两个文本之中，前者以“分析”之名纳入了大量的学理性文字，并穿插在每个事件之中，后者更是将历时性在一定程度上瓦解，达成了他所谓的“历史既是现实，也是未来。现实既是历史，也是未来”观念。

另一个能从创作方面鲜明地体现他的这种怀疑主义倾向的是他对知识分子的关注。李洱指出，在这个时代，“有很多让人感到崇高的事物，往往突然显得滑稽可笑，变得荒唐嬉皮。”笔者认为这一认知主要是他基于权威崩解的后现代社会观念所形成的，在其作品中，走下“神坛”的正是知识分子。正如魏天真所言，在李洱笔下，“他们是一群有专业（职业）的谋生者。因为要谋生，就免不了蝇营狗苟；因为有专业，他们总能为自己找到说辞，使他们蝇营狗苟的显得不一般。”无论是著名诗人费边、著名学者吴之刚所深陷的婚姻尴尬、欲望尴尬，候后毅和王明川为了名望的无耻，还是常同升身上体现出的那种病态心理，这些内容都瓦解了知识分子曾经崇高的形象，这些书写正契合了他自己的论述：“知识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难以获取行动的意义，并时时刻刻忍受历史语境、现实语境以及面对这种语境所产生的内疚、无能等多重压力。”尽管他们懂得那么多，却“仍然无法解决自身的难题，连最小的问题都无法解决。有些问题他好像解决了，但实际上给他带来了更多的麻烦，让他更有失败感。”在作者用尽笔墨和“掉来的书袋”对这种尴尬进行穷形尽相的书写的背后，除了最表面的那种嘲弄之外，更多的是一种深沉的无力感，在某程度上确实可以说他写出了“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写出他微薄的希望，他在尘世中的无奈、绝望。”我这么说似乎有悖上文提出的那个“非虚无主义态度”，但实际并非如此。李洱的书写基于一种怀疑主义倾向：表面的玩世不恭、忧世伤生和虚无背后蕴含着的是正是对这一切的质疑和否定，因而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反抗情绪从中凸显了出来。他认为对现实境况（即悖谬性经验）的呈现并不一定是在强调人的无力感；相反，他指出“真理的对立面也可能是真理”，即呈现的目的是为了指明这种悖谬性经验存在的不合理性；在他看来，“虚无，如果没有这个虚无的体验，人的存在意义可能就在于穿透这种虚无，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存在的勇气”，正是这种态度决定了他对虚无现实的呈现是积极的，也构成他所谓的“在幽昧的日常生活中，面对丑和平庸”的“午后的写作”。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对文学精神或说对人性的坚定，他才会在一片“小说死了”的遍野哀声之中断然道，“与其讨论小说是不是死了，不如讨论如何根据世事变化而对小说叙事做出必要的调整。”在这里，他所显露出的是与其作品一致的直面现实的精神，这种态度坦荡而坚决且具有鲜明的敞开性，最终成为引导他走向未来的道标，也因此，在这个崇高沦落的时代，赋予了他和他的作品另一种意义上的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