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愈发显露出多元化、个性化以及深刻化的特征，其中九十年代初期出现的一批“新历史小说”，它们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反传统的宏大历史叙述模式，更多地转向透过个人视角表现人物所处的地域或时代的历史的沧桑变化，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一定影响的文学现象。在笔者看来，出版于2005年12月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下称《额》）则是这一潮流余波中的一部较为重要的作品。小说通过一位年逾九旬的鄂温克族老人之口，向读者们讲述了她所身处的一支世代生存繁衍于额尔古纳河两岸的鄂温克部落的百年兴衰史，除却小说中所展示的自然景象、人文习俗以及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鄂温克人的生存境态之外，作者的笔端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这支身处边疆的少数民族部落同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而正是在这种关系之中我们能够窥见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的态度。

在分析文本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文中将涉及到的重要概念进行阐释，首先是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解。在笔者看来，“共同体”其实是由多个参与主体所建构起来的，这些主体之间实际上形成的是一种“共生”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关系下，参与主体一方面保留了不同个体之间的共性，即各个成员所共同具备的一种受到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影响而形成的相似的精神情感，这也是构成这一关系的基础；而在另一方面，群体中的个体也具有各自鲜明的特性，这是由每个个体的生存成长境遇的不同所导致的。正因如此，我们在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同时也强调“多元一体”。其次，有关“认同”这一概念：认同的前提是参与双方（或多方）具有各自的独特性以及由此显露出的不同与差异，而认同的基础则是个体与个体、与群体之间存有的一些共同的特征。由此我们可以推出，对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实际上就是各个极具独特性的民族同时具有某种不可忽视的共性，它们在互相尊重彼此个性的前提下，又承认那些共性的内容，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又对自身所从属的这个共同体表示出认可。而当我们明确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时，则还需要注意，这一概念在包含了上述的认同之外，还被附以国家认同与国族认同的内涵，这是因为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其中的各个民族之间具有共同的历史条件、价值追求、物质基础、身份认同以及精神家园，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身处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也都会在领土、主权等问题上保持相似的看法，即认为它们是为整个“中华民族”这一更大意义上的民族所共有的，而在这种国族认同的背后通常也伴随着对于中央政府管辖的承认（即国家认同）。[1]

根据上述的概念界定，笔者将对小说中所涉及到民族关系的内容进行列举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分析其背后所显露出的深层意义。

纵观全书，不难发现小说中多次涉及到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情况，它们大致可以被分为三种类型：偶然接触、被迫接触与主动接触。所谓偶然接触，指的是小说中鄂温克人同汉族人的无意识之间的接触情况；被迫接触则主要是鄂温克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同日本及苏联人之间的交往状况；而主动接触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鄂温克人在政府人员的劝导下主动走出大山的现象。

我们首先来看偶然接触：“我”所在的部族与汉族人的第一次正面接触是为了交换生活必需品，此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曾经来“我”所在的营地的行脚商图卢克夫回到苏联境内不再来与“我”们交换商品，而这次因拉吉达的哥哥惦念弟弟而受到委托偶然到“我”们营地来的汉族行脚商许财发给“我”带来了上述消息。从这一次的交往中我们可以发现，即便汉族人许财发同鄂温克人之间仅仅是卖方与买方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中间却有着一种自然而然的亲近感，因为他不仅答应了拉吉达哥哥的委托，同时也好心告诉了“我”所在的部族山下的政治形势以及曾经“我”的好友罗林斯基（图卢克夫之前的行脚商）的下落，而反过来，拉吉达作为组长也代表“我”们回赠给他一些灰鼠皮和狍皮作为报答。在此之后的偶然接触则是拉吉米在乌启罗夫（地名）发现并收养了汉族弃婴马伊堪，虽然拉吉米当时所处的情境，在某种程度上对收养行为能否反映出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他本身无法生育，所以不排除是出于个人因素才收养弃婴），但是从“我”和部族里其它成员知道这件事之后，都热心地帮助这个可怜的婴儿，亦可以看出鄂温克人对于外族人的包容接纳以及一视同仁的态度。如果说上述两个事例仍然显得有些牵强，那么之后的这次不期而遇则更能体现出两个民族人民之间的深切关系。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山下的汉人由于实在难以忍受饥饿而上山偷走了“我”所在部族的驯鹿，尽管如此，在将他们抓回营地之后淳朴的鄂温克人仍旧宰了一头驯鹿来款待两位不速之客，但是悲剧就在大家用餐的时候发生了：其中一个少年因为长时间的饥饿和突然地暴食陷入生命危险，而此时怀孕的妮浩萨满为了救助眼前年轻的生命不顾所有人的劝阻再一次穿上神衣，最终用自己腹中胎儿的性命换回了少年的性命，这样的行为最终带给妮浩的是又一次的失去自己的孩子（此前她每一次跳神都会失去一个孩子），如果说以德报怨本身还不足以完全显示出鄂温克人对待汉人的态度，那么妮浩萨满的行为则真正地体现出两个民族之间的血乳相融的深厚情谊。

相较偶然接触所表现出的民族之间相互交融、和谐共处的关系而言，作者笔下被迫接触的部分更多地显露出鄂温克人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观念的深切认同。这些材料集中体现在抗战时期鄂温克人对待日本侵略势力的态度上：尼都萨满用自己最后的跳神使日本人知悉鄂温克人所拥有的不容小觑的神秘力量，“吉田离开我们营地了。他骑着战马来，返回时却是徒步……他无精打采的，就像一个拥有锐利武器的人与一个赤手空拳的人格斗，却吃了败仗，满怀沮丧。”[2]而无论是面对日本人所提出的充军的要求时众人的忿忿不平[3]，对乾隆时期鄂温克族将领海兰察的追慕，还是在东大营受训时伊万宁可受罚也不愿说日语，瓦罗加带作为向导带领苏军反抗日本军队，这些行为与态度都显露出鄂温克人不愿为敌人所驱使的坚定信念。而当我们深入思考也就不难发现这种浓厚的爱国热情与自尊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国家认同基础上的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尽管这并非作者所刻意表现的内容，但正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流露出的感受才更能显现出民族认同早已深入作者及其笔下人物的骨髓之中。

最后一部分是鄂温克人主动接触其它民族人员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主动也只是相对而言的。时代的洪流最终还是将这身处山林的部族卷入自身的浪潮之中：从伊万入党，激流乡的创建，到“大跃进”时期对大兴安岭的采伐，现实的情况使许多族人或是主动或是被迫地走下山去，进入世人的“怀抱”，在这样的接触之中，最后留给“我”们的似乎都是一些悲凉之事：马伊堪不忍寂寞选择跳崖死亡；伊万与达西经历文革的摧残成为残疾的风烛残年的老人，然后走向注定的结局；依莲娜进入大学、迈入婚姻，然后失去了曾经挂在脸上的笑容，最后在完成自己的画作之后投江而亡。作者在这一部分的写作实际上是为了体现出现代社会同鄂温克人民相较原始的“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活之间所形成的巨大沟壑，但是客观来讲，无论是激流乡的设立，还是依莲娜的步入大学，制度倡导者的出发点都是希望鄂温克族人能够生活的更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也正是这些内容，反映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互相帮扶与共同发展的意愿。

经过以上对文本中相关内容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小说在整体上体现出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而更进一步思考则能发现这种认同本身实际上又是指向小说中的人物以及小说的作者这两个方向的。自然，我们不能够将人物所显露出的思想完全看作是作者本人意欲表露的内容，但其中也仍存有一些能够为我们所把握的蛛丝马迹。

作者迟子建在小说的跋文《从山峦到海洋》中谈到了自己创作《额》的来龙去脉，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即是她本人对于少数民族生存境况的长久关注，在另一篇题为《土著的落日》的文章中她曾提到自己对于这些情况的一些看法：“面对越来越繁华和陌生的世界，曾是这片土地主人的他们，成了现代世界的‘边缘人’，成为了要接受救济和灵魂拯救的一群！我深深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哀愁和孤独！当我在达尔文的街头俯下身来观看土著人在画布上描画他们崇拜的鱼、蛇、蜥蜴和大河的时候，看着那已失去灵动感的画笔蘸着油彩熟练却是空洞地游走的时候，我分明看见了一团猩红滴血的落日，正沉沦在苍茫而繁华的海面上！我们总是在撕裂一个鲜活生命的同时，又扮出慈善家的样子，哀其不幸！我们心安理得地看着他们为着衣食而表演和展览曾被我们戕害的艺术；我们剖开了他们的心，却还要说这心不够温暖，满是糟粕，这股弥漫全球的文明的冷漠，难道不是人间最深重的凄风苦雨么！”[4]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于少数民族在现代社会中处境的问题实际上有着自身深刻的见解，而笔者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不断关注与发声的背后所显露出的其实是作者内心深处基于传统儒家思想的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而这种关怀本质上是作者站在中华民族这一大的观念下将少数族裔置于对于民族共同体下的一种思考，在小说中，人物的性格也因此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作者的这种观念。

如果我们将迟子建创作《额》放置于整个当代文学史的大视野下去观察，则能发现当代文学文本涉及民族题材时的两种迥然不同的书写方式。其一，当作家的写作重点在于反映民族共同体观念时，作者往往会通过构筑特定的情境为体现这一观念提供便利。为了使整个故事更具有代表性与特殊性，作者在此时可能会更多地选取与战争、灾难等更易唤起深刻情感的场景作为展现民族共同体观念的载体，如藏族作家达真所作的《命定》以及满族作家老舍的《茶馆》，他们分别选取抗日战争时期的缅甸战场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北平城为背景，通过对于故事情节的调度与人物处境的书写，来展现各民族人民在面对中华民族巨大危机面前时所作的牺牲，以及他们对于民族国家的思考。其二，当作家将写作的重心放置于展现边地风物、少数民族风情而非民族共同体的观念时，作家就不会去刻意地描写少数民族人民的民族共同体意识，阿来的《尘埃落定》和这里的《额》即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它们所展示的主题更偏向于少数族裔近百年来发展的历程，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在描写少数族裔时，归根到底还是会将之与本民族的利益放在一切行动的首要地位，并且在绝大多数时候依照自身民族的习性处理事情，因此，小说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实际上是作为这些主要的内容之外所隐含的或说附加的成分而被展现出来的，而这一点这正同我们的现实生活相一致：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始终是一种观念上的认同，它并不是一个会让人时刻想起、挂记、拿出来说的东西，相反，它是沉淀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一个个体的心底，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个体的思想，在个体行为的细微之处才能捕捉到些许蛛丝马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额》所体现出的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认同实际上是基于作者本身的观念以及作品中人物所显露出的观念这两者共同结合的产物，尽管在这两个层面上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均未占据主要部分，但正是由于通过文学文本自身所具有的话语蕴藉属性和艺术性，这样的观念才能够为我们所提炼并自然而然地接受。虽然笔者并不认为文学作品的创作是受强烈的功利性观念所驱使的，但是能否在无意识情况下反映出作者所意欲表现的内容背后更为深刻的观念在笔者看来正是衡量一部作品优劣与否的一个指标，因而在这个意义上，《额》以其出色的文学性与艺术性达到了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无意识书写，这正是它能够为各民族人民所广泛接受并获取当代文学重要奖项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说《额》在民族认同层面具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大概即是如此。

参 考 文 献（ 脚 注 ）：

[1] 以上参考孙凯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设研究》，2017年6月。

[2]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kindle版，第1495-1528页。

[3] 依芙琳听说日军在侦查苏联时“‘哼’了一声，说，他们是做梦吧，这里都不是他们的地界，他们在这里等于是抢吃抢喝，还想到苏联那里去再捞一口？他们以为苏联那么好欺负？！我看他们是白惦记！”（引自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kindle版，第1855-1883页。）

[4] 引自网站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81d85f0100nb1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