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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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像个正常人那样，罗缕记得自己曾被厚爱过，也希望自己终于学会如何，才能在心里的橱柜积存一切借来的事物、时空与温暖的沉默，像她曾经抚慰过我的那样，去照看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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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不知道该如何给予的，就是我不能给予的；倘若如此，沉默就该是对自己最严厉的要求：我不该轻易向人说明，我不知道该如何达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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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她，我明白，时间也只能是这样悠悠缓缓地折返回来：一个人出生的地方，终于成了他们所能抵达的，最遥远的地方。想象这种精疲力竭的相遇，使我平静下来。那就像预先明白自己即将学得，或重新学会的，哪怕是最悲伤的词汇，都可能曾经曝晒在那样晴朗而灿烂的海面上，日复一日，向我辗转漂来。

这么一想，就没有想说出口的悲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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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记忆力该是最终的赎还：在距死亡一步之遥的地方，在那个最后的立足点上，每件记得的事物，都昭显出新意，因而一个人不再沉伤，也不再惶惑。至于记不住的，时间证明它并不要紧，也就理所当然不必去记得了；因而丰足，且没有缺憾。我猜想与死亡为伴的人的思维，最终是这样的：你理解了所有你必须记下的。那时的世界对他而言，想必既小巧又宽敞。

某种程度，这个想象的确给当时的我带来安慰：你清楚记得发生过的，思索它，并且无论如何努力活下去，然后，也许，时间最终会将意义返还给你。更大的慰藉是，当时的我恍惚察觉，也许，在命定的死亡面前，眼前再炙热的情感、再浓烈的想念，都仍算是低度开发的。最好的存有，是活成他人脑中的一则数学公式，一种纯粹的形式，一道多年以后，意义自动发酵的谜。这么一想，在真的孤单的时候，也不会想要依靠他人，给人带来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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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害怕的是，我渐渐丧失穿透终局，尝试诉说，那听来，都像是另一个新故事的开头。我甚至无法确定，和昨日相比，我是否多遗忘了什么，只是试着像观察一个陌生人那样，观察记忆中，那个昨日的自己，确定我与我相隔，真的只有一个晚上的距离。确定昨日的我，尚不适那个看着奶油的蛋糕，连同装蛋糕的保丽龙盒子，连同那个炎热的夏日，连同他自己，在他膝上慢慢融化掉的少年。

每日每夜如此连缀，像一个无以安眠的长夏，像世界本身，我明白自己无法活着离开了。每日每夜，剩余的时间，像是从另一道星河奔赴而来的光年，比新生还陌生，比死亡还陈旧。也许，我终于和我的路人家族重逢，活得像是与他们同在了。拿出纸笔，写下草稿。我们用每句话一出口就注定过长的方式说话，好像每句话都是遗言。我们不动问，不期望，似乎对想说点什么的我们而言，每种酣畅的快乐都显得故作天真；每种无可抑制的悲伤，都来得那样矫情。仿佛眼前仅剩的，是一张用来写遗书的白纸，而我们那样慎选字句，迟疑、无言，直到命之所终。因为，再热烈的话语，都不过是我们对世界的，生疏的证言。因为时光快疾越渡平野，每日每夜，“敬启者：”我们潦草涂写，“世界太大，我无处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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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山路，我们看城市的灯火在尽头亮起，父亲牵着我的手，在路旁稍停一会，远眺灯火。那是少数我至今犹记忆不忘的，父亲的一个侧面：我看见父亲空望着，好像，连怎么孤独都不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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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是何等玄虚的字眼；倘若真心想要摧毁什么，只要一点点时间，和极短极短的距离。

我总是亲口跟他们说再见；曾经，我是离别的专家。那时，任何一段道路对我而言，都十分悠远而漫长，在午前的泳池畔，我跟老人家们挥手，牵着一头象回家。我领养它，慢慢吃光它。直到她把手按在我头上的第二天，当我醒来，当骚乱过去后，当我一个人静静坐在阳台上，张望着即将到来的又一个黑夜，我仿佛才听见他空空的骨架，在我心底某个角落发出巨大的风鸣。我仿佛才听见我们一同埋葬的那个闹钟，在那个角落发出巨大的鸣响。从上游到下游，整条奄奄一息的河流惊惧，困惑于这个倒夜为日的时差，猛地醒了过来。我找出一把小圆锹，像拿着匕首，在那间顶楼加盖的屋里，漫无目的的走着。能用圆锹凿碎的，无论是杯碗、电视荧幕或玻璃窗，我就用圆锹打碎它。我撬开每一个抽屉，猎捕每一张纸，将它们片片撕碎。我想着：它们太聒噪了，它们太聒噪了，它们太聒噪了。从巷子口走进来，第一户人家是屠夫的猪肉摊，第三户是她的家。其实，我真正在心里反复计算的，是那几步路的距离。无法作假的这几步路。她有再扬长地叹了口气，如此过早地疲累。我真正在心里反复思索的，是昨夜，倘若我不依循她的交代，倘若我就坐在阳台上，我会不会看见她再次悄悄出门，会不会看清楚她如何走到巷子口，打开冷冻柜，轻轻巧巧走了进去，关上柜门，把自己冰在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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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年说大树会将一整年在它四周发生过的事，刻记在年轮里，那很奇妙，总能融成一个无缺的圆。如果那年山村多丧事，人们在祭礼中，焚烧了过多纸钱与死者的衣物，那些温度与气味会让树的年轮向外曲折，波浪般延长，以容载更多的悲伤。树都记得的，丰年说。

读书笔记

说来惭愧，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之前我并没有接触过其它台湾作家的作品，感谢童伟格给予了我叩开这扇域外的华语文学花园的机会，这么说多少显得有些别扭，我的意思是，从《西北雨》进入这个“世外桃源”是一种缘分，因为它的书写水平确实要超过不少内陆的当代写者。

西北雨是一种概念，在台湾它被用以称呼夏天常见的雷阵雨。说实话我至今仍旧无法把握童伟格用这个词来命名这本书的原因，因为在我看来，这本书显得绵长而朦胧，其特点似乎并未能与这种迅疾的气象有多少映照的地方。书评者们大多从记忆和时间这两个关键词切入这本小册子，因为阅读过程中出现的显而易见的难度，我实际并没能很好地把握住这本书的内容，因而它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模糊和朦胧，这也导致我接下来的观感书写无法脱离这两个关键词。

比较容易注意到的是语言，在读惯了当代大陆写者缺乏锤炼和深度的语言之后，第一次接触这样一种颇具“匠气”的语言无疑带给我某种惊异。由于语义的不断流转，“匠气”一词于现如今已经被打上了“贬义”的烙印，但我这里采用它并非是为了否定童的语言，相反，由于“匠气”的存在，童的的文字带有了灵动和优雅的气质，你不能称之为华丽，即便经常出现一些当代写者少用的词汇，但却并不会因此而损害其可读性（因为从根本上讲，难读的原因在于其叙述方式），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富有“诗意”，构成这种诗意的除了对言辞本身的雕琢之外还在于字里行间蕴藏着的某种哲学性。不如让我们看上两句话：

“回想她，我明白，时间也只能是这样悠悠缓缓地折返回来：一个人出生的地方，终于成了他们所能抵达的，最遥远的地方。”

“我猜想，记忆力该是最终的赎还：在距死亡一步之遥的地方，在那个最后的立足点上，每件记得的事物，都昭显出新意，因而一个人不再沉伤，也不再惶惑。”

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格言式的句子，而这种句子贯穿在每一个情节单元之中，由于散碎而常常在讲述之中斜溢而出，令人感同身受。

此外，在读惯了长句的我在一开始读到他的句子的时候还或多或少感到了某种不适应。就比如在第一句话中，“我明白”完全可以和逗号后面的句子连为一句，而非被单独隔离出来；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第二句中：“每件记得的事物”和“都昭显出新意”之间的逗号被去除似乎也无碍于句意的表达，但童伟格却“生硬”地将之掰开了。因为尚未拿到童的其它作品，笔者并不能确定这样一种处理是其写作的习惯还是仅仅为了这部书特化而成的，但这并不会阻碍我们考虑其所带来的效果。逗号的最基本作用是赋予句子停顿和暂缓感，正因如此，当长句被拆分为更多的短句时，读者的阅读节奏也就会随之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无论是无心插柳还是刻意为之，大量可合并短句出现的结果便是将整个故事的节奏（刻意）拉长了，进而使阅读出现了短暂的停留，更有意思的是，这又同整个故事以及叙述的氛围达成了恰到好处的契合，从而构成了这部书最大的特点：散射和漫延感。

我这里运用了“漫延”这个词而不是“蔓延”是因为，水流在平面的漫溢状态更加符合我所意欲表述的状态：这个过程是缓慢延展开来的，而伴随这种延展出现的则是“支流”的分叉，也就因此与散射相类似。缓慢贴近的是书本给人的观感，延展乃至散射则贴近整个故事自身拓展的状态。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整部作品结构的碎片化和叙事中通篇采用的意识流笔法。可以说这是一本由回忆碎片拼凑而成的书，同样是书写一个家族的历史和存在状态，童伟格显然要比新历史那批作家走得要远，当大陆写者仍在不断地沉醉在自身构建的充满欲望、暴力和性的家族史中无法自拔时，童伟格的家族书写无疑显得清新脱俗；当大陆作者还在陷入一次又一次类似莫言“我爷爷”的那种叙事腔调中时，童伟格的书写显示出了一种令人眩目且同时能令人满含敬意的“新意”。

提到意识流以及童年家庭书写，我们不难想起余华的那本《在细雨中呼喊》。同样的意识流写作方式以及同样的童年叙事，同样的创伤经历以及对时间的思考，相较于《西北雨》在各方面显示出的纯粹和精巧匠气，你不得不承认，《在细雨中呼喊》是一部略显混杂而纯粹性不足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余华和童伟格的书写为我们展示了两种写作的向度。前者是创伤遍布的、荒诞的乃至是令人无比心碎的：整个故事被放置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语境之下，孙光林、余华、叙述者还有作为读者的我们均无法脱离这个背景去看待这个作品，尽管作为先锋派代表者的余华并未为自己的写作赋予多少政治意涵，但是仅仅是身处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本身就已经带有了某种“鲜明的政治性”，其结果是令孙光林的成长以及他家族中发生的诸多故事都显得沉重和无法撇清，即便余华已经采用了孙光林——一个孩子的视角并辅以荒诞的手法进行了书写，但却仍旧未能消减整个故事给人的哀悲感。或许也正是由于出自孩子的目光，《在细雨中呼喊》的展开被在场的叙述者牢牢地把控着，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消减了读者的阅读难读，加之考虑到当时先锋派众人所面临的转型潮流，这本书也就显得要比他《世事如烟》之类的中短篇要易读得多。

而《西北雨》，童伟格通过我们上述提到的方式赋予了它一种平静和安稳的调性。虽然在这汪不断漫延着的“水面”中少有显现，但情绪的流动确实如同水的特性，在不断地发生着，它隐含在每一次回忆之中。童伟格巧妙地通过一根细线将这些碎片如同珍珠项链一般串起，在这个过程中他显得随意而娴雅，每一次荡开都是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那些隐藏在人心的记忆通过家族的纽带传承着，最后进入一种近乎幻境的“中枢”中等待被读取。尽管隐含在不断切换流转的人称之中，我们还是能够辨别出引领我们进入故事的叙述者以及他的身份。

与孙光林长时间位处叙事视角中心不同，许希逢这位已经从少年变为成人的叙事者在不断地切换着叙事的视角，真正属于他的视角、属于他自己的回忆则成为了我们刚刚所提及的那条线。或许童伟格觉得这还不够，他又将这条引线加以扭折——连它本身也是不断跳跃着的，最终使之成为更复杂的叙事结构的基底，他的大胆之处以及艺术上的纯粹性正在于此，这是一种放弃了商业和大众性的尝试，当这条线被牵引和一次又一次“嫁接”之时，《西北雨》回到了先锋以及文学艺术本身的追求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纯粹的“珍宝”，是自设了高度的阅读门槛的作品。

如果说《在细雨中呼喊》的回忆和时间书写具有某种由时代所引发悲剧性，那么《西北雨》的悲剧性则在于整个家族由于某种命定的因素而被迫地开始一次次支离破碎地逃离。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次关于故乡、家庭乃至时间的白日梦，是一场掺杂了历史性因素的家族史，但童伟格用他那特殊的处理手段（碎片化、叙事人称的不断变化以及视角的不断转移同时发生在故事进程中出现的每一个“枝蔓”上，伴随着童平静和具有暂留意味的叙述语调）泯去了通常家族史叙事中追求的那种厚重的历史感。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童伟格本身就并不意欲构建起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史，也无意追求宏大叙事的恢弘壮阔，他所“编织”的是由一个个鲜活、甚至可谓闪着光芒的回忆碎片组构而成的家庭影像集，只是，这些片段的影像上及亘古洪荒时代的起源下至我们所生存的当下。

在某种程度上，童伟格的书写历程和我们的阅读历程就是一次不断穿梭的回忆之旅，只不过这些回忆被限定了起来，它们的主线最终定格在那次生日郊游，而枝蔓则穿越了时光，溯及了整个家族几代人的历史，这种书写显得丰盈而具有流动性，其可行性根源于视角的自然流动，这是一种神奇的力量，通过一连串的暂缓感和紧贴（有时甚至是只有）家庭的故事内容，视角的转变成为一种自然的情状，它如同一条平滑的弧线，在终于绕了一个“大圆”之后结束了一段主线之外的回忆而回归其出发的地点。

在进入悲剧内容的书写之前请容我对这部分的叙事分析进行一个简要的总结：如果要用某种形容来指称这样一部作品给人的感受的话，那就是轻柔和淡淡积聚起来的哀伤，尤其是在卷上的部分里，诸多叙事手段结合所形成的那种带有一点回忆色滤镜的阳光辐照感和母亲轻轻的抚摸感透过一行行文字漫溢开来，同时那又是一种充溢着岛民独特的乡土氛围的情态，但这些如同虹霓般美好的场景和人事却都只是回忆，这为作品提供了一份隐匿着的忧郁和惆怅。而到了卷下则由于更多地涉及到父亲和孙子的事情，那种背井离乡的艰涩和带有创伤性的前现代向现代转化的城镇经历就成为故事的主调，也就因而消减了卷上中的那种“阳光辐照”的意味而更多一种阴冷艰涩的感触。

最后，我们简单谈一谈这部作品的主题。文中最容易令人抓住的“核”就是“海王”所下达“预言”，这间接造成了整个家族分崩离析、互相逃离彼此成为“路人”的开始，纽结在其中的除了命运和家庭这两个已被识破的议题之外还有时间以及对于生命的思考。命运促成了家庭祖辈的分处异地，而这个结果则带来更多的悲剧：最老一辈的祖父为了阻止海王给年幼的自己所定下的谶语背井离乡；其子许丰年在服役过程中失去了青春，最终一事无成地退伍归乡，他的儿子许希逢则随着他在城市之中四处漂泊，作为进入城市的外来者他们游离于这座钢筋水泥的森林之中，无法贴近地表也无法逃离返乡，所以他们不断搬家，许希逢也不断失去孩童应有的亲人的庇护。这个家庭乃至家族均与死亡相伴：祖父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并将之归罪于自己；许丰年失去了战友最终独活下来；许希逢则在不断的搬迁、成长的过程中先后失去了小王、阿发还有阿南。命运的苦痛、时光的流逝以及家人之间的亲情透过文本不断地释放着它们的各自的气息，苦痛纽结进时间并随之蔓延到整个家族成员身上，但亲情却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在如同呓语、白日梦的记忆碎片中，那种悲哀感慢慢地散射到每一个页面的每一个角落，最终沉淀入字符，隐匿于表层的轻柔和漂浮之下。

不得不承认，童伟格写作能力的强筋，这已经使得《西北雨》具有鲜明的经典特质，相信经过时间的考证，它将在华语文学这广袤的园地中找寻到自己永存的角落。

注：

摘录内容均来自2019年后浪出版公司、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台湾作家童伟格的长篇小说《西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