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读后：对托尔斯泰历史哲学的简析

两个多月后我终于读完了托翁此著。四年前我就应当把它读完，在外国文学史第二学期的所有读书报告中，只有在面对托尔斯泰的时候我犯了难。因为时间绝对不允许我再去阅读并写下报告的文字，那时的我十分痛苦，为了赶上提交作业的最后一程，还是选择了剽窃拼凑一些不属于自己的文字。

如今即便耗费这么长时间将这本书读完，我却发现自己依旧难以对这本长书写下什么。由于阅读时间拉得过长，很多内容已经成为依稀留存于脑海中的印象，朦朦胧胧，不够真切。只是觉得《战争与和平》不像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中构建的迷离连绵的幻梦，以遗老的述说语调与不连贯的关于家族回忆的对话为往事覆上一层具有遮罩效果的滤镜，用繁复冗长的句段将你拖拽并令你深陷其中，然后不慌不忙地一点点揭露那些被遮盖的记忆；也不像老舍在《四世同堂》中通过填充过于深沉厚重的民族情绪，将你唤回那个被历史和自身教育经历中一遍又一遍重复的情境之中，进而留滞在日渐压抑的小羊圈里。它更像是一本亲历者在寒冷深夜缓笔书写的回忆录：填充进充各种各样的记忆中的人物、场景，顺着记忆中的依稀仿佛赋予它们丰富的细节，且常忍不住自己做些评论。罗曼·罗兰说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既没有开端和高潮，也没有结尾。它似乎徜徉在过去，又将无限地延续下去。”“这是生活在流逝。它触动着人们的心灵，突然把人们的种种行为所包含的真实性与复杂性完全暴露无遗。”这话道出了它的重要特点。似乎开篇的那场舞会并非整本书的必然起点，选择其它的场合并非不能达到作者开始写作的目的。结尾小尼古拉的人生图卷无疑才刚刚展开，而皮埃尔所参与的十二月党人的行动如果得到完全描绘，他的人生和形象才算更为完整。因此，在读到结尾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即将结束的印象浮现在脑海里——通常它会旁敲侧击地提醒我们，现在到谢幕的时候了。我想这跟托翁用了过多“插笔”有关。

一、关于历史哲学的插笔

那些出自作者本人的历史、道德的叙述，课本将之视为破坏小说结构的和谐性的“败笔”，我们不能否定这一点，尤其在第一次进入插笔的时刻，这种不自然的被打断感尤为明显，即便读到第四卷，这种“生硬”还是令人不悦。但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正如研究者对作者的历史哲学思想的梳理所揭示的那样：作者在写作之先就已经酝酿了类似的观念，而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为了表达这种观念才创作的。安德烈、皮埃尔的转变本身也与他所意图表达的观念是一致的。为了理解这一看法，需要先理解托翁在作品中表述的历史哲学观念和角色转变的情况。

（一）历史动因

我们先来看托尔斯泰对历史的看法。在尾声第二部中，在某种程度上，他从对现有的历史著作的批判出发最终又回到了他批判的原点，即“从否定上帝参与人事开始，以把‘上帝’召回到历史哲学中结束。”这一点体现在他对两个历史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上。

首先，在对于历史动力的看法上，他认为近代历史哲学对神创论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可疑的，近代历史学家不过是用英雄论、机会论来替代古代学者的神创论并以之为造成历史事件的原因，但他们的解释与古代历史学家并未拉开差距，因为无论是神创论、天才论还是机会论，它们最终诉诸的仍旧是不可知的神秘力量，“史学家似乎认为这种力量是尽人皆知的。尽管大家都想承认这种力量是已知的，但即使饱读史书的人也不禁要问：连史学家对这种新的力量都众说纷纭，怎么能说它尽人皆知呢？”。显然，托尔斯泰抓住了问题的核心：要想真正理解历史的动因，就必须对神秘的力量加以解释。但对近代史学家提出的诸多概念，他又一一加以否认：尽管他们在“描述一场战争或一个民族被征服时，不是从一个人的权力上寻求原因，而是从许多跟事件有关的人的相互作用中寻求原因。”但由于每个人找到的原因都是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他认为这正“表明他们臆想出来的新力量并不能说明各种历史事件。”在此他似乎忽视了各种说辞中存在的客观合理性，而从笼统观照角度出发，认定各执一词的观念之间的对立现象实际上证明了这些学者提出的“历史动因”的滑稽可笑。

通过否认现有的解释，托尔斯泰最终提出自己的观点：权力是“神秘力量”的根本来源，并指出即使某些历史学家“表面放弃权力这个概念，而每迈出一步都得求助于它。”在托尔斯泰看来，权力是“发命令者和受命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历史人物的个体意志与民众意志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也可以理解为“某一个人同其他人的关系”。这种理解强调了权力、历史人物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解释了权力的来源和性质。问题在于这个被他视为“理解历史的唯一途径”，“唯一能够解释各民族运动的概念”的权力仍然被他自己演绎推翻了。他在当时存在的几种理解权力关系的理论中都看出了明显的漏洞，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指出了历史人物提供了历史动因的观点忽视了历史人物的个体意志在民众意志中绝不可能得到贯彻这一事实：“即使我们承认几句话可以成为事件的原因，但历史表明，历史人物的意志多半不起任何作用，就是说，他们的命令常常不被执行，有时甚至出现与他们的命令相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实际存在的史实，托尔斯泰最只能将之归为“不可穷尽的规律”的结果，认为对于这些事，“我们只能接受其自然属性和法则，无法进一步解释其为何会发生。”因此他说，“如果我们不承认神干预人类事务，我们就不能把权力看作事件的原因。”这实际上还是回到了古代史学家的原点——“把偶然性加以绝对化的宿命论”。只不过现在重新映现在托尔斯泰身上的那种宿命论最终被视为神化了的客观规律，而深受基督教神学滋养的作者又自然地将它再度跟上帝联系在一起。

（二）自由与必然

关于历史哲学的第二个问题，即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也随着个人意志的提出而顺势得到托尔斯泰的关注。

在托尔斯泰看来，历史是人所建构的历史，对历史的关注实际上也就是对身处其中的人的关注，而自由与必然分别代表由主体出发与由客体出发的两个向度。自由被视为一种意识，源于个体生命的本能，是“完全独立的、不受理性影响的自我认识的源泉”，因而天然地反抗拘限。而所谓必然，则被用于强调限制的不可避免，客观规律、理性都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由此，个体自由意志与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之间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个体通过意识认识到自己必然是自由的，但客观规律却否认这一点；另一方面个体如若说自己是不自由的，客观事实也会提供大量的反证。但在另一层面上，二者又不可能将对方完全剔除：在托尔斯泰看来，人类行为中的自由和必然性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外部环境、时间因素和行为的原因。他认为随着对这些因素的认识增加，人们对行为的自由度会减少，必然性的成分会增加。

因此他既否认存在完全的自由又否认存在完全的必然，并尖锐地指出一旦脱离二者之一，一个人也就“不成其为人”。饶有意味的是，在论述中，托尔斯泰将绝对的必然，也就是客观规律，视为一种无关内容的绝对形式，而绝对自由，也就是自由意志则被视为无关形式的绝对内容，“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明确的人生概念”。由此出发，托尔斯泰再度回到对历史的观照中：“从历史来说，自由意志只是对我们已知的人类生活规律中未知的部分的一种说法。”历史研究也就被视为对自由意志的解释。基于这种观念，在当时近代史学家各执一词的现实也就令托尔斯泰或多或少形成了历史是一种叙事的观念（这种将自由与限制视为内容与形式的思维方式已经接近于新历史主义“历史是一种解释”的理念），他也由此倾向于认为一个本质的绝对的历史动因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因如此，他才在结尾的时候选择以对历史规律的探寻来替代对历史动因的探寻。

（三）补充

研究者认为托尔斯泰对自由与必然的理解体现出他放弃寻找能沟通二者的桥梁，笔者对这一点以及托翁最后所谓的历史研究的关注点从历史原因向历史规律转向的论断难以做出合理的评判（毕竟对历史学理论并不了解）。但需要补充的是，托尔斯泰在大量的插笔中还不时流露出睿智的判断。例如：

“近代史否定以前符合神意的犹太、希腊、罗马等民族的目标 （古人认为这就是人类活动的目标），代之以自己的目标，那就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的福利，并极其抽象地提出全人类文明的福利，而所谓全人类就是指占欧洲大陆西北角一小块地方的几个民族。”

这种表述站在当时的俄国表达是很有意思的。托翁认为拿破仑的入侵是自西向东扩张的结果，而亚历山大一世领导的反攻则代表着自东向西的黩武。结合当时俄国上层深受法国影响的历史现实，至少可以判断，托尔斯泰等人不认为俄国属于欧洲大陆的一部分，甚至很有一批人认为俄国应当放弃法语回归母语，这也是为什么普希金会受到如此拥护和歌颂的原因。因而也就可以说托翁此处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反文化霸权主义倾向。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俄方的反抗也有大国沙文主义的意味，这一点延续至今（在 NYT 的一篇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普京是如何通过为俄罗斯设立一种反西方的意识形态来完成他的战争动员和国内维稳的，文章指出：*Putinism is a postmodern compilation of contradictions. It combines mawkish Soviet nostalgia with Mafia capitalism, devotion to the Orthodox Church with the spread of broken families, ferocious attacks on a “unipolar” American world with revived Russian imperialist aggression — all held together by the ruthless suppression of dissident voices and recourse to violence when necessary.*）。这就是说，后殖民主义理论为被殖民国家提供的反殖民工具并不一定就是全然中立的（就像解构主义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一样），通过这样一套叙事所达成的结果很可能并不是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的那样美好。反西方中心主义后新兴起的并不一定是去中心化的多元主义，因为在施行这种战略的国家看来，多元主义本身就可能被视为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换言之，在他们看来，即便是奉行“多元主义”，也应当将自己的文化作为其中重要的“一元”加以推出，所以就不难发现，反西方中心与文化霸权之后，在更多去殖民国家所建立起的反而是本国文化中心主义。（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冷战后所被许诺的理想化的全球化时代的“空想性”，这一点就跟新世纪时人们对互联网美好愿景的期待与其在今日形成的巨大落差十分相似）

另一点值得关注的则是托尔斯泰不时流露出的对科学理性、技术现代性以及唯理性论的批判：

“只有在我们这个知识普及、自以为是的时代，依靠最有力的愚昧工具——书籍的传播，意志自由的问题才被提到不应有的高度。在我们这个时代，多数所谓先进人物，就是一群不学无术之徒，从事自然科学工作，只研究问题的一个方面，却想解决整个问题。”
“但我们假定，所谓科学能调和一切矛盾，而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具有不变的善恶标准。我们假定，亚历山大可以采取另一种行为。我们假定，他可以按照那些指责他的、自命深知人类活动终极目标的人的意志行事，同时遵循现在指责他的人所提供的自由、平等和进步的纲领（再没有其他纲领）治国。我们假定，可能有这样一个纲领，这样的纲领已经拟好，而且亚历山大也在按照它办事。那么，反对当时政府方针政策者的行为，那些被史学家认为是好的和有益的行为，又该作何解释呢？这样的行为是不会有的，也不会有这样的生活，什么都不会有。如果说，人类的生活可以受理性支配，那就不会有生活了。”

从前一条批判中我们很容易看出自浪漫主义伊始的反现代性是如何通过文艺对人性的恒常关注延续到现实主义之中的。当然，托尔斯泰的讽刺口吻证明他所反对的是机械唯物主义者、唯科学论者，只是对过度强调和哗众取宠行为的鄙薄，并不代表对科学和理性自然的反观和质疑。

后一条中，他则是批判历史学者对亚历山大一世的指摘。正如他在尾声第二部中所详细阐述的，他所认可的是“时势造英雄”，是强调将历史人物放回具体历史情境下理解他的举动（这一点并不与他最终倒向宿命论相冲突）。而历史学家的评断，在某种情况下，只是他们在依据理性而忽视了非理性——这正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情况下所做出的。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将历史人物视为一个纯然的理性建构的客体，摒除了其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非理性因素。换言之，其行为就是能看得清的身在局外者对不一定能看得清的身在局中者的苛求。这种状况正是现代历史学家所力图避免的，他们通过纳入对个体心灵的微观感受来丰富对历史的阐释，解除这种纯粹的历史假设。但即便如此，也还是应当认识到，历史的梳理只能够告诉我们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为我们提供一个开启反思的窗口，而不应承担人们对“更好的未来”的未能到来的指摘。归根结底，这种“更好”也只是一种可能，就像托尔斯泰所指出的，命令在下达过程中发生了诸多难以预料的变动一样，这种“可能”也许会从其开始阶段的美好转向一种新的破碎，并不一定会将我们导向预想中的“更好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49 以来的历史正是如此，因此钱老才会感到美好设想下的乌托邦在落地之后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形容可憎，我想直至今日这一点也未曾改变）。尽管这样，观看历史的人仍然具有评判的能力和权力，只是这种评判应当谨慎而小心。换用到对毛的评判语境为例则是：我们不应苛责他（当然不只是因为他）在当时作出的历史选择未能让国家走向更好的未来，但能对他所做及其结果加以评价，并在梳理过他的行为动机、方式及内容的基础上判断他到底是否知道另一条道路以及他否定这条道路的原因。更重要的在于后来的我们是否吸取了这条已经经过梳理后得出的错路的教训。

二、人物转变及其它

现在我们已经对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观念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由此就可以深入作品中文学性的一面，去看他是如何将这种观念贯穿到四卷长书的写作中的。这里我们仅对安德烈和皮埃尔的转变加以简要的说明。

（一）安德烈：向爱皈依

从开篇的 1805 年到篇末的 1820 年，十五年的光景中安德烈和皮埃尔的变动堪称剧烈。

首先是安德烈，他出身在有古老传统的贵族家庭，父亲保尔康斯基公爵作为叶卡捷琳娜朝的将军，参加过俄国名将苏洛霍夫指挥的对外扩张战争，以维护苏洛霍夫为代表的民族军事学派为己任。在这个环境中受到熏陶的安德烈视贵族上流社交生活为“盔惑的圈子”，向往建功立业的战争生活。因此不顾即将分娩的妻子丽莎和妹妹玛丽娅的劝留，为了“漂浮在头上迷雾中的神秘力量和荣誉”，把妻子交给在乡村生活的父亲和妹妹照顾，一人奔赴前线。

初到前线战场的他焕然一新，“已看不出原来那种做作、疲倦和懒散的样子”，“一心忙着一件愉快而有趣的事”，但随着战争的开展，他对战争和荣誉的看法开始动摇起来，无论是在朝觐弗朗茨时还是在奥斯特里茨会战前的作战会议上，他都感到现实与自己理想中的落差，尤其是作战会议上将领们的轻率决断，让他甚至想到“难道由于朝廷和某些人的想法就得拿几万人的生命，也包括我的生命，去冒险吗？”当他在冲锋前线负伤倒地，亲历战场的残酷后他真切地对自己所秉持的贵族英雄主义感到怀疑，紧随其后的妻子的离世再度打击了他的内心。此后，他开始逃避服役并更多看到战争的坏的一面。

直到同皮埃尔再度交谈与遇见娜塔莎，他一度晦暗的心才终于渐渐回暖起来（老栎树的象征），他开始回到宫廷参与斯佩兰斯基的自由主义改革，并在对政治开始感到虚无的时候再度与娜塔莎相遇。可以说在这一阶段，原本支撑安德烈人生的精神支柱由荣誉迅速转向对娜塔莎的爱。而托翁通过描述经安德烈之眼所见到的帝王将相（弗朗茨皇帝、亚历山大一世、拿破仑以及奥斯特里茨作战会议上的将领们）突出了一个批判的视点，这正体现他对英雄论、天才论等历史动因界说的反对，这在后来又经由安德烈对娜塔莎的爱为最终发展为宗教感情和对最普通的人的关怀。实际上，安德烈的这种转变早已埋下伏笔，在战场中弹倒下后他第一次真正注视高邈的天空时内心却感到终于回归宁静与安详，受到上帝的感召；被俘后在法军营地，在他第一次离家奔赴战场的时候，玛丽雅就曾为他挂上圣像。因此，在得知娜塔莎未能遵守约定后，安德烈在痛苦中回到军营，最终选择离开司令部到底层军人那里去。在鲍罗金诺会战前同皮埃尔的谈话中，安德烈直接指出胜利并不依靠参谋部的部署，而是“靠每个士兵心里的感情”，这里其实已经显现出他的转变已经抵达最终阶段。皮埃尔正是在这次谈话中受到他的启发，看到了“人人身上都有爱国的潜热”。

而标志着这种转变的完型状态则表现在他身负重伤后对阿纳托利的宽恕以及同娜塔莎重逢后所感到的幸福。面对被截肢后陷入悲咽的阿纳托利，同样在死亡边缘徘徊的安德烈“心里充满了对这个人的怜悯和友爱”，他想到“同情、博爱、恋爱、对恨我们的人的爱、对敌人的爱”是“上帝在世界上宣扬的爱”也是玛丽雅教给他的爱，“要是我还能活下去，这就是我心中剩下的唯一的感情”。与娜塔莎的重逢再次让他这种观念得到强化：在重逢前他向基莫兴寻要《福音书》，并在脑海中不断强调他所感悟到的“爱”，他将之视为“心灵的本质”是“超越物质力量”的“心灵的幸福”；而面对死亡，他则将之视为“爱的因子回到万物永恒的起源”的过程，是另一种“觉醒”，怀着这种将爱视为本源的信念，他平静地接受了死亡。

这种向“爱”转变的已经显露出托尔斯泰主义的倾向，此时所谓的上帝也不再是纯粹的神学宗教意义上的上帝，而带有泛神论的倾向，它诉诸的是人性中恒常持久的善。更重要的是，安德烈最终从贵族封闭的视野中走出，进入到人民之间。研究者认为这正体现了托尔斯泰在面对贵族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上所持的独特立场：“既完全意识到贵族阶级的衰朽，把祖国的命运和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又千方百计地为贵族寻找生活地位，为此力图把两大敌对阵营的利益调和起来。”这是一条贵族平民化的道路。

由此我们看到托翁对安德烈的转变的塑造正体现出他的历史哲学观念。在这里，回归人民与反天才论、英雄论相接合，将爱作为本源并宗教化则跟托翁最终回到偶然性的宿命论与宗教相一致。

（二）皮埃尔：将自我融入“大我”

类似的情况更突出地表现在皮埃尔身上。

相较安德烈的实干倾向，皮埃尔更多在思想上进行探寻。作为俄国最富有的人之一的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他早年在大革命期间的法国经受资产阶级教育，因此在 1805 年开篇的舞会上，从法国归来的他在与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接触中感到格格不入，这种观念的差异自此开始一直存在于皮埃尔的心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皮埃尔的转变动机正是为了在他所身处的俄国社会找到自己的生存的目的和意义，为了融入这个社会。因而无论是面对父亲的离世是否要争夺财产、他人的恳请（向他要钱）与蒙骗（主要体现在华西里公爵身上）、与海伦的婚姻还是后来进入共济会，在实施这一系列举动时他都显得局促而拿不定主意, 可以看出他最后所作的决定少有出于真心，更多是在他人的花言巧语与自己对如何迎合他人的考量下作出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向海伦求婚时的心理中：面对社会与上层贵族们的目光，他惊恐地意识到“他们都等待着这件事，都相信它一定会发生”，为此他感到“我不能使他们失望”，但这正同他自己“一切都完了！怎么会弄出这样的局面来”的真实感受相背离，然而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屈服。婚后，二人的关系不出意外地陷入了危机，海伦的举动引起皮埃尔的不满，他甚至为此挑起了与陶洛霍夫的决斗，最终二人分居异地。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他参加共济会的时候，尽管入会是因为他受到巴兹杰耶夫的影响意图加入共济会以改变自己以往的生活作风，目的是出于向善与追求内心的平静，但在入会仪式上他已经心生动摇，他想到“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他们是不是在取笑我？将来我想到这事会不会感到害臊？”可面对现实，他最后还是在疑惑和害怕中走完了流程。在此之后，他虽然感到重获新生，“彻底摒弃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甚至回到乡下试图赋予自己的农奴自由，但实际上这种变化并非发自内心的，因而在“安德烈公爵同娜塔莎订婚后，皮埃尔突然觉得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尽管他坚信恩师向他启示的真理，尽管他开头曾热衷于修心养性，在安德烈公爵同娜塔莎订婚和巴兹杰耶夫去世（这两个消息皮埃尔几乎是同时听到的）后，原来那种生活对他的魅力顿时消失了。”而入会后他所看到大多数会员的虚伪，更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怀疑：“他看到并相信善和真确实是存在的，但同时对生活中的邪恶和虚伪，又看得太清楚，因此无法认真地参与生活。”最终还是回到了荒诞颓丧的生活模式里。因此有研究者指出，与安德烈“我-我”的交际模式（即安德烈是通过梦境、幻想与自我思考和自我对话而推进转变的）不同，“在时间的流逝中，在与不同人物的对话中，皮埃尔进行着从一个改造世界的理想主义者，到自我完善者，再到放弃对个人完美追求的越界”。在这里我们几乎看见了一个“多余人”的形象，但皮埃尔并没有像奥涅金那样停滞不前，他通过参与鲍罗金诺战役，找到了新的方向。

实际上，皮埃尔选择到鲍罗金诺跟他以往的举动相仿，并不是出于自己身上的坚定的信念，相反，这是莫斯科的时局，他个人所感到的心理压力、道德压力，长久以来皈依宗教后的信念，以及最为朴素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共同驱使下做出的决定。因而在离开莫斯科时，他内心“觉得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欢乐”，“乐于牺牲一切”，但对“究竟是为了谁，为了什么”却弄不清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他此次行为的盲目。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境下，皮埃尔阴差阳错地找到了解决精神危机的出路。

在舍瓦尔季诺多面堡中，他邂逅了一个“人人平等、亲如一家”的炮兵团。战斗开始，他身处多面堡中观察他们的行动，“他身上引起一种情不自禁的兴奋”，随着炮弹越落越多，伤亡越来越大，大家的情绪却越发高涨，“皮埃尔不再看前面的战场，不再关心那边发生的事，他专心望着那越烧越旺的火，觉得心里也燃烧着同样的火。”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皮埃尔得到了一种新的启示，他似乎找到了自己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的生存的意义——这种面对战争和苦难时的对生的渴望和敬畏同卫国的信念一道深刻地印在他的脑海之中，在战场上它演化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皮埃尔也因此受到鼓舞。需要注意的是，对皮埃尔而言，这种卫国的信念与对生命本身的赞颂仍存在一个剥离区分的过程。他在莫斯科陷落后留守与试图刺杀拿破仑的举动最终让位于拯救火灾中的孩童，而随后在被俘其间遇到的普拉东则成为将这二者完全剥离并令皮埃尔获得新生的最后环节。

普拉东被视为俄国农民的代表（“俄国之心”），也被看作是托尔斯泰自身观念在作品中的投影。他在皮埃尔经历即将被处刑的惊惧后出现，可以说是在处死战俘——这一泯灭人性的事件摧毁了皮埃尔的观念和世界的图景之后，以困苦中留驻的人性的温存帮他重构了继续生活的信心。作为广大农民一员的普拉东平平无奇，他的思想、行为与言语却代表着最朴素的俄国农民的思维方式和心态，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困境中的皮埃尔，在他眼中，普拉东就是一个“朴实和真理的不可思议的永恒的浑圆化身”，“他不理解，也不能理解话里单词的意义。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他生活的不自觉活动的表现。而个人生活他觉得毫无意义。只有作为他经常感觉到的整体的一部分才有意义。”“皮埃尔心目中的眷恋、友谊和爱情，普拉东是完全没有的，但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爱心，特别是对人，不是对某一个人，而是对周围所有的人。他爱他的长毛狗，爱同伴，爱法国人，爱坐在他身旁的皮埃尔。”通过这样的认识，皮埃尔终于获得了以往从未有过的平静、生的欢乐和力量。在研究者看来，这次启示与其说是“一次身份认同，不如说是一次向‘爱’的上帝的越界。”皮埃尔也借此将原来那种“夹杂着物质性的自我，一个善恶分明的、自以为可以改造世界的我，在通过重重苦难之后，融入了万物统一之中”。这次转变较他之前转向共济会时更加彻底，他在奥廖尔休息康复的时候领略到由此而来的真正的自由，与此同时他也不再追求人的价值与目的，“以前一直使他伤透脑筋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对他已不再存在。现在对‘为什么’这个问题，他心里总是简单地回答：‘因为有上帝，若是上帝不许，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从我们头上掉下。’”

可以说，普拉东和舍瓦尔季诺多面堡中的炮兵团实际上起到了达吉雅娜的作用，正因他们的存在，皮埃尔才得以脱离“多余人”序列而成为真正的“探索者”。

（三）补充

皮埃尔通过“我-他”的交际模式发生的转变跟安德烈一样完成了向宗教的回归，对于两人而言，在童山和鲍罗金诺的两次对话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这两个贵族友人从不同的路径出发，在彼此交流沟通的过程中最终走到了同一条道路上去。而这种经过探索后所做出的选择正是对托尔斯泰历史哲学思考的形象化印证，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单独强调的则是对广大农民的关注。托尔斯泰对英雄论和天才论的反对是以提出群众意志为基础的。在小说中，安德烈和皮埃尔都对农民抱有好感，二人的庄园改革都以农民为中心，而他们转变的完型又都经过了农民的影响，更不用说普拉东是作为整部作品中最完美的形象出现的。即便是与农民有直接冲突的尼古拉也在后来的经济活动中重视农人的作用，做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良。

除此之外，小说对于处于战争中的个体心理的描绘值得我们关注。无论是安德烈两次负伤时的心理状况还是以尼古拉与彼嘉为首的对于皇权崇拜以及溶于集体的那种心理状态的刻画都是几位精准且触目惊心的。实际上，相较于对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加以分析，对这些心态的描摹的解读与我们当下的现实之间会具有更紧密的关联。而只有理解这些刻画和描写，才会让我们认识到战争与狂热者的可怕。这里最为典型的是尼古拉在不同情境下所展现的不同心态：

在奥洛莫乌茨的检阅中，尼古拉深陷对亚历山大一世的崇拜之中：

尼古拉站在号手附近，他那双锐利的眼睛老远就认出了皇帝，并看着他渐渐走近。皇帝离他只有二十步了。尼古拉仔细察看皇帝年轻、英俊和喜气洋洋的脸，心里涌起一股空前未有的柔情。他觉得皇帝的每个特征和每个举动都使他入迷。
……
“天哪！要是皇上跟我说话，我会怎么样！”尼古拉想，“我会快活死的。”
皇帝转身对军官们说：
“诸位，我衷心感谢大家。”
尼古拉觉得每一个字都是从天而降的福音。现在他要是能为沙皇牺牲生命，那该是多么幸福哇！
“你们获得了圣乔治军旗，一定要保持这个荣誉。”
“真愿意死，愿意为他而死！”尼古拉想。
……
人人只有一个愿望：皇帝统率他们尽快向敌人开去。在皇帝亲自指挥下一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检阅以后，尼古拉和多数军官都有这样的想法。

类似的狂热状态也出现在鲍罗金诺保卫战之前亚历山大一世来到莫斯科动员人民的时候：

“天使，父亲！乌拉，皇爷！”民众叫喊着，有几个女人和心肠软的男子，包括彼嘉在内，幸福得哭起来。皇帝手里一块相当大的饼干碎了，落到阳台栏杆上，又从栏杆落到地上。那个站得最近、穿紧身短袄的车夫向这块碎饼干奔去，把它抓在手里。有几个人向车夫扑去。皇帝看到这景象，吩咐拿一盘饼干来，接着他就在阳台上撒饼干。彼嘉两眼充血，被挤坏的危险使他格外紧张，但他还是向饼干扑去。他不知道为什么，但觉得一定要得到皇帝亲手赐给的饼干。他奔过去，撞倒一个抢饼干的老婆子。老婆子倒在地上（她抢饼干，没有抢到），但并不认输。彼嘉用膝盖推开她的手，一把抓住饼干，仿佛怕落后似的，慌忙叫起“乌拉”来，但声音已经嘶哑。

尽管托尔斯泰对这种狂热状态的描写已经穷神尽相，但他的深刻性在以非刻意的笔调写出了人们脱离狂热之后面对战争时的心理状态时才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

首先还是对尼古拉的刻写：

就在这样砍去的一刹那，尼古拉的勇气顿时消失了。军官从马上跌下来，与其说是由于臂肘上方受了轻伤，不如说是由于马的冲撞和恐惧。尼古拉勒住马，用眼睛找寻敌军，想看清他打败的是个什么人。法国龙骑兵军官一只脚卡在马镫里，另一只在地上跳着。他恐惧地眯着眼睛，仿佛等待随时再挨一刀，皱起眉头，惊惶地自下而上打量着尼古拉。他的脸年轻、苍白、溅满了泥，头发淡黄，下巴上有一个酒窝，眼睛浅蓝。整个模样一点不像战场上的敌人，而像家里的自己人。尼古拉还没决定怎么办，那军官就叫道：“我投降！”他慌张地想从马镫里抽出脚，浅蓝的眼睛恐惧地盯住尼古拉。几个骠骑兵赶上来，帮他抽出脚，把他放到马鞍上。周围的骠骑兵都在对付龙骑兵：一个龙骑兵负伤了，满脸是血，但还不肯放弃他的马；另一个抱住骠骑兵，坐在他的马屁股上；第三个正由骠骑兵扶上马。法国步兵在前面边跑边开枪。骠骑兵连忙带着俘虏往后跑。尼古拉跟着别人往回跑，感到一阵揪心的痛苦。他俘虏了这个军官并砍了他一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情。
奥斯吉尔曼-托尔斯泰伯爵迎接回来的骠骑兵，召见尼古拉，向他表示感谢，说他将把他的英勇行为禀奏皇上，并替他申请圣乔治勋章。当奥斯吉尔曼-托尔斯泰伯爵召见尼古拉时，尼古拉想起他没等命令就向法军冲锋，现在长官召他去，一定是为他擅自行动而要处罚他。因此奥斯吉尔曼-托尔斯泰的赞扬和答应予以奖赏本应使尼古拉受宠若惊；但精神上难言的负疚还是使他觉得难受。“究竟什么事使我痛苦啊？”他从将军那儿出来时问自己，“是为伊林吗？不是，他安然无恙，是我做了什么丢脸的事吗？不是。都不是！”使他痛苦的是一种悔恨的感觉，“对了，对了，就是为了那个下巴上有酒窝的法国军官。我记得很清楚，我举起刀来，又放下了。”
尼古拉看见被押走的俘虏，他骑马赶上去，想看看那个下巴上有个酒窝的法国人。那法国人穿一身古怪的军服，骑在骠骑兵的驮马上，惊慌地向周围打量着。他臂上的刀伤算不了什么。他向尼古拉勉强装出笑容，向他挥手致意。尼古拉还是感到不痛快，似乎有点内疚。
这天一整天和第二天，朋友们和同事们发现尼古拉闷闷不乐，若有所思，神情严肃，但并不是生气。他勉强喝了点酒，一个人躲起来想心事。
尼古拉一直思索着使他意外获得圣乔治勋章和勇士名声的光辉战功，可是有一件事他怎么也无法理解。“看来他们比我们更害怕！”他想，“难道英雄气概就是这么一回事？难道我这样做是为了祖国？那个长有酒窝和蓝眼睛的人究竟犯了什么罪？他是多么害怕啊！他以为我要杀他。我为什么要杀他呢？我的手在发抖。可我却要得圣乔治勋章。我不理解，完全不理解！”
尼古拉反复思考着这些问题，怎么也得不到明确的解答。

尼古拉此处所感到的那种痛苦实际上正是在战争中人性被压制和消亡的痛苦，在离开了狂热状态之后的个体，面对残酷的战场就不得不应对这一难题，正是在短暂的生死瞬间，“为什么要在这里？为什么要互相残杀？”这样的念头一一浮现，它们是对违反人本性的战争的自然诘问。因此，饱经战场并将继续以战争为职业的尼古拉选择让自己不去思考这些：“他养成习惯，在参加战斗时什么都可以想，就是不去想他最关心的事。”在他看来，这种直面恐怖和死亡的痛苦只有时间才能医治。但即便如此，尼古拉也无法释怀：“难道我这样做是为了祖国？那个长有酒窝和蓝眼睛的人究竟犯了什么罪？他是多么害怕啊！他以为我要杀他。我为什么要杀他呢？我的手在发抖。可我却要得圣乔治勋章。我不理解，完全不理解！”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他与自己战前所做的心理暗示完全不同的自我怀疑，也跟他首次接受皇帝检阅时的那种“真愿意死，愿意为他而死”的心态构成极大的反差。这种矛盾张力正显示出战争带来的创伤的是难以泯灭的。

不仅是尼古拉，在负责处死战俘的法军那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十二名士兵手里拿着枪，迈着平稳整齐的步伐从队伍里出来，在离柱子八步远的地方站住。皮埃尔转过脸去，免得看见即将发生的事。突然响起一阵噼噼啪啪的响声，皮埃尔觉得比最可怕的雷声还响。他回头看了一眼。只见硝烟弥漫，那几个法国人脸色苍白，两手发抖，在坑旁干着什么。又有两个犯人被带出来。这两个也用同样的眼神望着大家，徒然用眼睛默默地乞求人家的庇护，显然不理解也不相信将要发生的事。他们不能相信，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懂得生命的价值，不理解也不相信人家可以夺走他们的生命。
皮埃尔不愿看，又转过脸去；但又响起了一阵惊心动魄的枪声，随着枪声他又看见了硝烟、人血、法国人吓得发白的脸，他们双手发抖，互相推挤，在柱子旁做着什么。皮埃尔重重地喘着气，环顾四周，仿佛在问：这是怎么一回事？皮埃尔看见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这样问。
他在所有俄国人的脸上，在所有法国官兵的脸上无一例外地看到和他心里所感受的同样的惊悸、恐怖和斗争。“这事究竟是谁干的？他们都像我一样难受。究竟是谁？究竟是谁？”这问题在皮埃尔心里闪了一下。

这里作者以皮埃尔的角度提出诘问，实际上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所有在场执行处刑的法国人那里，他们发抖的双手、彼此推挤的举动和吓得发白的脸正显示出灵魂深处的动摇，因为“显然，大家都深信他们犯了罪，得赶快把他们犯罪的痕迹掩埋掉”，唯有逃避、掩饰这些罪孽，他们才能够让自己继续活下去。

更重要的是，这种由战争带来的创伤普遍地存在于最底层的军人那里，只有他们必然亲身经历这种创痛。站在顶端的政策制定者和指挥官则要与这种触目惊心的内心搏斗距离远得多。但吊诡的是，指挥官和发起战争的正是这批身处高层的人，即便再怎么将战争变成一场场宏大叙事，赋予它们完全的“正当性”，也都无法掩盖这一事实。托尔斯泰的批判锋芒正体现在此处，正是出于这种看法，他设想了拿破仑在面对惨烈的鲍罗金诺战役时的心理：

战场上尸横遍野、伤员累累的惨象，自己头脑里沉重的感觉，二十名熟识将军伤亡的消息，以及自己原来强有力的手臂变得软弱无力的意识，这一切对拿破仑起了意料不到的作用。拿破仑一向爱看伤亡的景象，以为这可以考验自己的意志。这天战场上的可怕景象却压倒了他的精神力量，他自以为具有这种力量，因而高人一等。他匆匆骑马离开战场，回到舍瓦尔季诺土岗。他脸色枯黄、浮肿、阴郁，眼睛模糊，鼻子发红，声音嘶哑，坐在折椅上，情不自禁地听着炮轰，没有抬起眼睛。他怀着病态的忧郁指望结束这场由他挑起而无法制止的战争。人类感情刹那间胜过了他长期追求的生活幻象。他亲身体验到他在战场上看到的苦难和死亡。他头脑沉重，精神压抑，想到他也可能遭到这样的痛苦和死亡。在这一刹那，他既不要莫斯科，也不再要胜利和荣誉。他还需要什么荣誉呢？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休息、安静和自由。

而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再反过头来回看那些狂热的言语和行为，就更令人脊背发寒。全书之中唯有一次，托尔斯泰放弃了对这种狂热的不动声色的批判，选择直接对其加以讽刺，它紧跟对莫斯科动员会的狂热描写之后：

第二天皇帝走了。所有被召集来的贵族都脱下制服，又各自在家里和俱乐部里消磨时光。他们唉声叹气，但还是吩咐管家征集民团上报，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惊奇。

然而也正是通过这次动员会，罗斯托夫伯爵同意了彼嘉参军的请求。在这里，历史的循环悄然发生在这个家庭的长子与次子之间：当尼古拉逐渐走出那种狂热，他年幼的弟弟却又跟当年的他一样再度深陷其中，最后牺牲在战场上，这种对照，似乎正是托尔斯泰于无声之中发出的叹息。

实际上，这里所做的这些分析也都可以被归类在对战争主题的探讨之中，但在我来，现在对于战争这位幽灵的呼唤声音似乎正在增强，而溶于集体的这种观念也在不断抬头。作为亲身经历过后者的自己而言，类似时刻所带给人的那种状态，即便是有意推拒也难以抵挡，因此这种警惕无论如何都不是过度的。

当然，能够写的内容还有很多。例如托翁对战争中短暂空隙发生在阵地上事物的描写令人想起《百合花》《洼地上的战役》一类的作品，体现出他对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刻影响（战争中的人性描写）。对战时医院的描写以及安德烈面对伤员时的心理状态令人想起 Catch 22 和《永别了，武器》。对拉斯托普庆伯爵在鼓励群众施暴后的心理刻画则勾勒出一种区别于阿 Q 的属于权势者的精神胜利法（不安和愧疚被“自己是为了 greater good”所取代从而又变回心安理得）。最值得关注的其实是战后莫斯科乃至俄国人的心理与二战后当代人的心理之间的差异（莫斯科的战后带给人们的不是怀疑和空虚而是对回归正常生活的向往。这种精神状态是否跟二十世纪的战争结局不同？如果不同，这种不同是否在很大层面上源于民族战争胜利带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憧憬有关？我们知道二十世纪的战争带给人的更多是怀疑，人们似乎很难在战后迅速寻回那种确定性和对未来的坚定感（但这种虚无和怀疑又是否更多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在民间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值得从此角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