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知道会不会用的片段：

对于一个特定的期刊而言，它既要及时融入整个社会的特定时代的文学思潮之中，亦要与之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距离”——或许这是一种悖论，因为很有可能这份期刊就是引领整个潮流的“弄潮儿”。但我个人的意思是，作为编辑者应当对时代的主潮有着清醒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符合自身的判断。在这里，期刊与特定的作家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特定的作家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他们既方便“入场”又方便“退场”——其利益的牵扯者仅有自身，因而获得了一种不同的“自由独立性”；而对于期刊编辑者而言，他们除却纯粹的个体立场之外还要考虑到整个刊物——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利害关系”和“生死存亡”，这就令他们的选择必须是注重实际效益且妥贴的，这种现实令编辑者们往往处于“身不由己”的境地，当个体的抉择与整个时代的文学趣味无法调和时，他们往往需要站在“编辑”这个令他们不得不放下个人观念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期刊编辑身上可能就会发生某种悲剧性的“撕裂”。而《作家》显然选择了一种相较“边缘”的行为路径。从90年代初以来，它在不断寻找新意的过程中坚定地维系着文学的底线，在贯彻先锋精神的同时，艰难地行进于合乎潮流与疏离潮流之间。对主潮现实主义追求的保持距离令它获得了自身独立的品质，而对先锋精神的贯彻则同其它持此立场的刊物一起创立出主流之外绵延不断的“支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个先锋运动以及与之相应的这样一种审美趣味，在缺乏纲领和自觉的文学运动的当代，正是在刊物编辑与作家的互相欣赏与合谋中蔓延发展下来的。而对这样一种审美趣味和思想的认同与贯彻，令《作家》在二十年的改革和坚持之中，以一种近乎“决然”的姿态保持了自身高贵的“独立性”——这不仅使它成为当代文学史与期刊史上的“这一个”，更令它成为形塑整个当代文学历程不可忽视的重要一员。

一种不太可能的可能的结尾方式：

“后先锋专号”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一个时代“逝去”的标志。

在这个时代里，文学失去了曾有的轰动效应，离开了社会文化的中心位置，也得以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把控中解脱出来，收获“自由”，但由于原本属于“政治场”的力量在市场经济的“丛林”环境中“突然放手”，在“文学场”中的人们还没来得及为这种“自由”欢呼便陷入另一更为严重的关乎生死的困境之中。为了“求生”，文学期刊以及出版界陷入一种慌不择路饥不择食的地步，使尽浑身解数，这种被逼无奈的“偏激”举动已经留下了深深的隐患。并且，随着市场化、大众文化主导的现代传媒以及网络的迅猛发展，以传统纸质媒介为载体的文学期刊出版行业的走向衰落也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作家》、《大家》等刊物已经尽最大努力进行改革，但在新世纪仍经历了惨痛遭遇，这种令人无奈的现实正是上述判断的最好证明。

后先锋乃至晚生代在作家在90年代中后期通过文学期刊几番造势，却还是没能逃过“失败”的命运，多数作家转型、改行或不再从事创作，这一令人感慨也不无遗憾的事实也标志着刊物编辑与作者高度“合谋”（基本在平等的基础上）的文学生产方式走向瓦解。进入新世纪后，新作家对传统文学期刊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这一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文学载体在当代文学生产传播体制中真正意义上开始向“失去效用”的边缘“滑动”（自然，一些新兴且备受市场爱戴的文学杂志如《萌芽》《最小说》等几乎不被严肃文学界重视，已经形成了与传统文学期刊颇具差异的生产传播方式，很难被放置在这里所讨论的传统期刊之列）。

以现在的目光回看，九十年代的过渡性愈发明显，只不过，它更多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对八十年代之前的文学生产传播体制加以改造，而未能完全建立起一套适合完全市场经济的新制度。实际上，由于新世纪以来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思想文化状况的复杂性——一是网络乃至移动智能设备普及后带来的接受信息方式的巨变，另一则是全球化进程中“政治场”与“经济场”更显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具体说来则是政策调整以及市场因素的巨大制约力量），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代“文学场”内部的体制“更新”可以说直到现在仍未完成，近几年来出现的新媒体传播方式（如微信公众号、手机应用、甚至“播客”（podcast）已经形成了一些颇有力量的网络“期刊”，如“单读”、“飞地”、“小鸟”等）以及出版界大量出版公司对传统出版社主导地位的冲击，正体现着这种未完成性，并为未来的文学生产传播体制提供了多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九十年代的文学期刊改革可以说客观上为新的体制提供了重要的“开山领路”的作用。

正如文学界普遍反对“文学死了”的观点，后先锋专号的失败以及晚生代作家的离散不免令人倍感惋惜，但期刊的衰亡并不会造成文学的衰亡。